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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万名山东干部南下什么情况_山东干部南下的人物

时间:2023-02-11 14:10:07 作者:重庆seo小潘 来源:互联网整理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讲究落叶归根,不管在外风光无限还是落魄潦倒,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然而,在1949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本是山东地区的各

自古以来,我们中国人的传统观念里讲究“落叶归根”,不管在外风光无限还是落魄潦倒,最后大多数人还是要回到生养自己的故乡。然而,在1949年,有这么一群人,他们本是山东地区的各级干部,有着光明的前途,却突然纷纷主动要求南下,来到刚解放的南方各省,有些人终其一生都没有再回到山东老家,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5万名山东干部南下什么情况_山东干部南下的人物

1948年下半年,国共两党之间的战局走势日益明朗,昔日敌强我弱的情况已经彻底颠倒,然而,随着我党不断取得胜利,组织上开始考虑更长远的问题:相比起北方各大解放区,南方各省要么刚刚解放,要么待解放,几乎是百废待兴的状态,如果仅靠各省自己的力量,重建难度很大,尤其是在管理方面,如果出了差错,很容易导致老百姓对我党产生不信任的负面情绪,后患无穷。

出于这一考量,1948年9月8日到13日,我党在西柏坡召开会议,最终决定从五大老解放区抽调至少5万名各级干部,随军南下,在新解放区建立党政军机构。其中要求华东地区抽调1.5万人,在1949年3月前待命出发。

这年年底,华东局决定,这1.5万人的名额全部由山东负责。这主要是因为山东作为解放老区,不仅解放时间比较早,而且各方面力量相对强一点,更何况当时其它地区的干部十分紧缺,只有山东地区还能有余力支援。种种原因叠加,山东干部南下是最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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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规定,南下的干部包括党务、军事、民运、经济、教育等各个方面,按照原有的地方建制,把班子一分为二,一套准备南下,一套留原地工作,搭配好接管班子之后,成建制南下。

现在我们觉得干部抽调是比较普通的事情,但在当时性质却是完全不同的。首先,当时全国还没有完全解放,南方各省份有的是刚解放,但境内还有不少匪患和国民党残军蛰伏,蠢蠢欲动,企图伺机反攻;有的省份虽然相对安稳一点,但却是一穷二白,重建难度之大可想而知。另外,那时候的交通可不像现在这样方便,也没有条件让所有人坐火车去,很多干部最后都是跟着军队行军赶到南方的。而且,山东人一直比较讲究“安土重迁”,不是遇到什么大事轻易不会背井离乡,山东干部南下,不仅意味着要放弃现在安稳的生活、去一个新的地方重新开始,更重要的是,没人知道自己能不能回家、什么时候能回家。因此,“南下”这件事在当时对于每一位干部来说都是一个难以抉择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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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路途艰难,一路上干部们吃的是被雨水泡湿发霉了的炒面,有时候连干粮也没有,大家只能靠吃草籽、树叶果腹。此外,饮用水也十分紧缺,大部分人在路上只能喝沉淀的河水和雨水。更苦的是住宿,像窑洞、破庙、船舱这样已经算是比较好的临时住所了,更多时候干部们只能在野外露宿,有位干部曾经在日记中写道:1949年12月当晚,同志们宿营在山顶上的草棚里。行军一天,困乏极了,蒙头便睡。早晨起来打背包时才发现,竟然和国民党残兵的死尸睡在一起。

虽然明知道南下必然十分艰苦,但还是有很多人积极响应号召。要南下的干部名单,一部分是组织上选定的,还有一部分是干部主动报名的。当时解放战争还没有结束,山东各市县不少青壮年还在军中作战,但是人们觉悟很高,听说南下支援后。所有人都知道这次南方之行绝对不轻松,但还是义无反顾地要求参加,甚至很多小脚妇女也报名了。

24岁的王士英刚当上中共济阳县委宣传部长,他在1939年入党,先后参加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立下了以他的年龄来看,王士英日后必定前途无量。然而,就在他当上宣传部长不到一月,华东局就下发了从山东抽调干部南下的通知。作为青年干部,王士英第一个报了名,成为了县城南下的130名干部之一。

1949年的春节刚过,干部南下的事情就提上了日程,县里给每人特批了3天假期,用来安置家庭。在回家路上,王士英却犯了难:他自幼丧父,母亲一人艰难地把他拉扯大,如今儿子好不容易成才,却要一声不吭跑到南方,这一去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更何况此时南方还处于战火之中,母亲能同意吗?

不管王士英如何为难,他还是回到了家,一进家门,王士英就给母亲磕了个头,然后跟母亲讲起了自己的革命经历,想通过这种方式做通母亲的思想工作。当王士英讲到现在江南人民盼着解放军过江时,母亲突然问道:“你是不是也要南下?”

自古忠孝两难全,面对老母亲的质问,一向口才了得的王士英却卡了壳,支支吾吾不敢正面回答。见他这样,母亲叹了一口气。原来,王士英的堂哥和邻居家的孩子也要南下,王士英的母亲很了解自己的儿子,知道他也一定会报名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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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士英是家中独子,父亲又去世得早,他虽然有一腔热情要报效祖国,但也确实担心自己走后母亲无人照料。想到这里,王士英咬了咬牙,说:“娘,你要是舍不得儿去,咱再向组织要求要求。”

让王士英意外的是,母亲坚决拒绝了:“咱不去,谁去呀!你是党培养的干部,应该做大事。”母亲拿出了给王士英新做的棉大衣和一个红布包,里面是一枚“土改”时分到的银元,母亲一直没舍得花。

带着母亲的担忧和期许,1949年3月1日,王士英踏上了随军南下的征程,一路上他坐过敞篷火车和汽车,也坐过轮船,但更多的是还是靠步行赶路。经过2个多月的艰难跋涉,在5月抵达了仍然战火纷飞的浙江省。

按照组织上的安排,王士英带领来自济阳和乐陵等地的20名南下干部,接管了新昌县,王士英担任县委副书记县长。这一年,他才25岁。

南下的山东干部除了要面临语言文化不同的困难,当地的种种问题才让他们头痛不已。王士英在新昌待了几十年,为这里奉献了自己的大好青春。虽然没有再回到山东老家,但在王士英心里,新昌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到了50年代,王士英就被调到浙江工业干部学校担任校长,从此他一直深耕在教育领域,为江浙一带的工业和电子科技领域培养了大量高素质人才,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山东有句老话叫“少不走南,老不走北”,当时南下的山东干部,大多数人都是没有上过战场的文职人员,到了匪患严重的地方,他们的处境就显得尤为危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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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泮亭是山东寿光人,他本是村里的民兵队长,后来响应号召成为了南下队伍的一员。

王泮亭要去的地方是福建省宁阳县,当时这里匪患猖獗,远近闻名。当地土匪胆子大到什么程度呢?他们在大白天就敢公开袭击我党干部,不少战士和干部都死在了土匪手里。

王泮亭随军来到福建时,他只有20岁,到了以后他才意识到,这里的匪患远比自己想象的严重得多。福建山多林密、交通不便,本就容易滋生土匪,再加上蒋介石退出大陆后贼心不死,派了很多特务在福建一带收买土匪搞破坏,得到国民党援助的土匪战斗力大增。

山东干部们来到福建后,先后多次与当地土匪交手,不过谁也没能占到便宜。到1950年下半年,随着国民党援助增加,土匪愈发猖獗,造成我方很大的伤亡。就在剿匪工作一筹莫展时,年轻的王泮亭却兵出奇招,立了大功。

在剿匪行动时,王泮亭带着主力部队赶到土匪“老巢”附近的吴山村,由于村里有内奸,等王泮亭赶到时,土匪们早已得知了消息,逃得无影无踪。眼看这一次扑了空,大家不免都有些气馁,慢慢撤离了吴山村。但是王泮亭分析了土匪的活动规律,认为土匪还会回来。为了不打草惊蛇,王泮亭让其他人继续照常撤离,自己则单独拉出一个排,钻进了密林中等待。

果不其然,等我党大部队撤走后没多久,土匪就回到了吴山村。那时候的山路非常崎岖,七八十里山路来回最起码得走一夜,我军就算以最快速度赶回来也得第二天了,因此土匪们大摇大摆地回到吴山村,打算转移他们掳掠的财物。

土匪们怎么也想不到,王泮亭竟然杀了个“回马枪”,带着一队人马把他们打得措手不及。我方两个班30多人,秋风扫落叶一般把近百人的匪军全部消灭,还活捉了匪首。

这一仗打得漂亮,也在当地百姓中打出了威信,原来很多百姓迫于土匪威胁、不敢帮助我党,王泮亭活捉土匪后,百姓们对我党有了信心,纷纷主动参与剿匪行动。从1950年底到1951年年中,福建省共剿灭土匪7万多人,除掉了一大祸患。

和王士英一样,王泮亭之后也没有再回到山东,而是在福建扎根、定居,只是在他内心深处,魂牵梦绕的还是山东老家的一草一木。

几年间,山东解放区先后有近10万干部南下,支援新解放区的工作。像王士英、王泮亭这样南下的山东干部还有很多,他们在风华正茂的年纪离开家乡和亲人,来到人生地不熟的南方,把人生中最美好的年华都奉献给了这里,终生没有再回到故土。作为革命战争年代的一个特殊群体,南下干部们的经历已经成为一段历史,但他们的精神却永远不会磨灭,将始终激励着后辈奋勇向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