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恪为何众叛亲离身死族_诸葛恪众叛亲离身死族的缘由

取得东兴大捷后，诸葛恪彻底尝到了对外战争的甜头，认为这是个扭转自己不利政治局势的绝佳途径。

盲目乐观之下，诸葛恪根本没有见好就收的意思，他还想主动出击。在他眼里，曹魏似乎成了自己的经验包。

然而这是一场庙算不足的战争，兵法的奥义是先胜后战而非先战后胜，可这些诸葛恪却根本没有想过。

事实上，从各个角度来看，东吴此次北伐都不占优势。

首先，在满宠修建合肥新城后，由于远离水道，东吴水军的作用便被降低了，再加上客场作战，因此优势在骑兵战力更强的曹魏一方。

其次，诸葛恪对自己的对手判断有误。在他看来，刚刚掌握曹魏大权的司马师不足挂齿，而且他任人唯亲，不能人尽其才。

加司马懿先诛王凌，续自陨毙，其子幼弱，而专彼大任，虽有智计之士，未得施用。（三国志诸葛恪传）

所谓“幼弱”，自然不是说司马师年纪轻，因为这个时候司马师已经45岁了，他的意思应该是指司马师资历和执政经验上的不足。

当初司马师因浮华一案遭到魏明帝的厌恶，仕途一片黯淡，直到曹芳时期才得以出仕，而那时候他已经年过三旬了。因此司马师是在短短十年左右的时间里蹿升到摄政高位的。这便是诸葛恪看不起他的原因。

这其实是个非常错误的判断，司马师虽然在政坛资历尚浅，但他的才干却是一流的，将朝政处理得井井有条。而且在王凌畏罪自尽后，此时新一批反司马的势力尚未形成。

而且诸葛恪对自己也没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因为他的局势比司马师恶劣多了。

诸葛恪和以全公主为首的宗室的矛盾是难以化解的，他想要巩固自己地位的话，势必要拉拢其他的势力。

事实上诸葛恪在这方面是有先天优势的，因为他是同时具有儒学士大夫和淮泗集团双重属性的。

由于文化和阶级，他与江东士族可以很容易地站在同一阵线；而由于出身籍贯，他又不会被淮泗集团的武将排斥。

然而诸葛恪却凭着一系列令人看不懂的操作，眼睁睁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

诸葛恪为了这次北伐，足足征发了二十万大军。要知道在东吴灭亡时的那次统计中，全国也就二十三万军队，而各地还要留下一定兵力驻守，因此诸葛恪要想凑够这个人数，必然要征召大批新兵。

这一政策对拥有大批人口的江东士族是非常不友好的，招募新兵他们肯定是要出血的，因此这触动了他们的实际利益。于是诸葛恪在改革中积累的好名声就被消耗殆尽了。

另一方面，诸葛恪和淮泗武将的代表施绩的关系也在恶化。

当初施绩和诸葛恪之弟诸葛融约定好配合作战，结果诸葛融违约，导致施绩战败，这让施绩和诸葛兄弟关系变得恶劣。

可诸葛恪不但丝毫没有缓和双方关系的意思，反而公报私仇，在这次北伐中，他召施绩参战，却不让他亲临前线，而是把他留在荆州和扬州交界处的半州。

不仅如此，诸葛恪还让弟弟诸葛融兼任施绩从前的职务，将施绩排挤出去。

这样不留余地，相当于彻底决裂了。

诸葛恪和本来可以争取的盟友把关系搞得这么僵，最终让自己陷入了空前孤立的局面，这也是他执政经验不足的一个体现。

总之，诸葛恪是既没对敌人有准确的判断，又对自己没有清醒的认识，相当于“不知彼，不知己”，自然没有胜算。

最后一点，则是因为诸葛恪对战争没有明确的规划，而是抱着走一步算一步的心态。

发动一次大规模战争是要进行长期准备的。诸葛恪只知道叔父诸葛亮频繁出师北伐，却不知他如何休养生息，把握出兵的频率。

东吴军队在建兴二年（253年）二月才从东兴前线返回，结果三月份大军就要再次出征，相当于几乎没有休整，如此穷兵黩武简直疯狂。

而在具体战略战术方面，诸葛恪也没有细致的安排，甚至连作战目标都不明确，这就导致在开战后他反复动摇，最终自然是满盘皆输。

总而言之，这是在客观条件不利的情况下，发动的一场准备不足，仓促至极的战争，因此在尚未出兵之时，此战的前景就被蒙上了一层阴影。

以诸葛恪的才智，本不该如此糊涂，可惜身处局中的他却被利益蒙蔽了双眼，忽视了背后的隐患。

在威望不足，实力不足的情况下，对外战争确实是个扭转局面的不错的选择。

但战争是一柄双刃剑，打赢了一切都好说。可倘若战败，一切矛盾都会爆发。

诸葛恪一意孤行进行军事冒险，如同在钢丝上行走，一旦有了差池，最终必然是众叛亲离，万劫不复。可惜当时诸葛恪并无这个觉悟。

为了说服反对者，诸葛恪特意写了一篇文章，全文核心思想就是：天下一统是大趋势，不会长期分裂，所以割据自保无法长久。现在曹魏还没到最强的时候，等敌人彻底发展起来，我国就难以抗衡了。

凭心而论，他这个观点是没错的，但问题在于，此时却是魏强吴弱，形势正好相反。

大家虽然看得清清楚楚，但都不愿为此触怒诸葛恪。至于全公主等人，更是巴不得他兵败后声名扫地，自然也是冷眼旁观。

当然，诸葛恪身边还是有一些忠于他的人的，比如好友聂友就认为东兴之战是靠防守反击获胜的，主动出击的话就没那么好的条件了。而且现在形势一片大好，完全没必要节外生枝。

可诸葛恪连解释都不想解释，直接让聂友去看自己写的文章，表示说看完后就能领会自己的思想了。

聂友是以一个朋友而不是下属的身份进行的善意劝说，诸葛恪却如此傲慢，可见当时他心中骄矜的心态。

另一个来劝说的人更有分量，他是同为托孤大臣的滕胤，他在聂友的言论上更进一步，指出对外征战需要上下一心，如果人心不齐，单靠主帅一人无济于事。直接阐明了目前鲜有支持者的不利处境。

且兵者大事，事以众济，众苟不悦，君独安之？（三国志滕胤传）

滕胤当初和诸葛恪同属太子党，又一样都是来自江北的儒学士人，再加上二人是儿女亲家，可以说滕胤是诸葛恪最亲密的战友也不为过。

然而诸葛恪连他的这番肺腑之言也听不进去，反而有些恼火，埋怨道：“别人反对出兵也就罢了，都是一些苟且偷安的人。凭我们的关系，连你都不站在我这边吗？”

由此可以看出当时诸葛恪的处境，他已经变成了一个刚愎自用之人，在不切实际的野心下走上了一条不归路。

诸葛恪不听良言，坚持北伐，而且他还制定了一个不切实际的目标，在战争的初始阶段，他似乎有一举拿下淮南的想法。

由于深入敌境，诸葛恪采取的是“重地则略”的战法，对淮南百姓驱赶劫掠补充军需。

然而实际效果却非常有限，于是众将献策说：“我们大军深入，敌国百姓大多逃亡，单凭劫掠难以支持，不如围点打援，包围合肥新城以逸待劳，等魏军来救再将其击败。”

这一方案得到了诸葛恪的认可，而这同时也说明诸葛恪对战争的准备何其不充分，作战计划在不断改变。

建兴二年（253年）五月份，吴军将合肥新城包围得水泄不通，而被诸葛恪轻视的司马师却早就将这一局面预料到了。

当初很多人建议应该分兵守卫各水路口岸，但司马师却认为水路口岸众多，分散兵力的话少了守不住，多了就难以集中兵力打败敌人。诸葛恪好大喜功，肯定把宝全押在合肥新城，其他地方不足为患。而今果如其言。

去年东兴大败，司马昭作为替罪羊被夺了爵位，这次肯定不能再用了，可是别人又不一定信得过。司马师经过深思熟虑，决定派三叔司马孚领兵。

此次司马孚统率二十万大军出征，兵力与诸葛恪旗鼓相当。魏军一路东下，进驻寿春，但司马孚却没有立即进攻，而是准备凭借合肥新城消磨吴军锐气。

自从合肥新城建成后，东吴在孙权时代对这里曾发动过三次大规模进攻，结果无一例外全部铩羽而归。由此可见合肥新城是经受过战火的考验的。

当时新城守将是张特，新任扬州都督的毌丘俭慧眼识人，让他去守新城，这一决定也成为决胜的关键。

由于吴军来得太突然，后方来不及往新城调集太多军队，当时城中守军只有三千人。面对六十倍以上的敌军，张特依旧顽强地坚持着。

吴军前后猛攻了三个多月，守军伤亡过半，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张特见形势危急心生一计，派人去见诸葛恪，表示说：“虽然我们已经快撑不住了，但将士们还有很多人不愿投降，因此只能慢慢甄别慢慢劝说，所以请您先收下印绶作为信物，同时暂缓攻击，给我一夜的时间。”

连续数月的苦战，东吴这边也是困难重重，由于已经入夏，天气酷热再加上水土不服，吴军将士多生疾病，非战斗减员极其严重。

连日来疫病横行的报告堆满了诸葛恪的案头，这令他非常恼怒，以为是手下为了避战故意欺骗自己，于是声称要将上报疫情的人斩首，结果就再也没人敢说了。

其实真实情况诸葛恪心知肚明，因为只要在军营里走一走就能一清二楚，可他明明已经焦头烂额，却为何还要装糊涂呢？道理很简单，此时的诸葛恪已经骑虎难下了。

这场战争是诸葛恪为了个人的仕途和命运进行的一场豪赌，失败的结果他一清二楚，他根本就输不起。

对于一个赌徒，止损从来就不是选项之一，他们总会幻想幸运女神的垂青，从而一次又一次将筹码推上牌桌，最终血本无归。

现在新城传来消息即将投降，这对诸葛恪来说如同溺水者眼前的浮木，对这棵救命稻草他只能选择相信。

其实这是非常明显的缓兵之计，以诸葛恪的才智却轻易中计，因此只能理解为他已经被胜利的渴望弄得欲火焚身失去理智了，都是心魔在做怪。利令智昏，此之谓也！

而张特这边则利用一个晚上的时间，拆毁房屋将之前城墙的破损之处全部修补完毕。等到第二天，诸葛恪翘首以待的开城请降的情景并没有出现，城头上魏军已经休整完毕，再次严阵以待。

诸葛恪得知中计后气得暴跳如雷，狼狈撤退是不可能的，他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赌下去。

就在这个时候，朱异提出了一个可以帮诸葛恪解套的方案，他认为夺取合肥新城已经无望，应立即撤退，挥师豫章，夺取石头城。

但诸葛恪拒绝了他的提议，因此朱异大怒道：“不用我的计策，反而听信傒子之言。”

这个故事看上去有些莫名其妙，让我们来分析一下。

首先这个石头城并不在建业，而在豫章南昌附近，据《水经注》的记载，应该是赣水中的一座江心洲。

赣水经豫章郡北，水之西岸有盘石，谓之石头，津步之处。（水经注）

那么傒子又是什么呢？所谓傒子，指的就是在豫章境内的古代楚人后裔，他们被称为傒人。比如东晋大司马陶侃就是傒人，还因此被桓温蔑称为“傒狗”。

根据《搜神记》记载，诸葛恪曾经遇到过一个叫做傒囊的精怪。虽然这只是一个传说，但可以推断诸葛恪和傒人有一定关系，甚至很有可能傒囊就是诸葛恪有意虚构出来的，为的就是塑造一个神祇，在当地蛊惑人心，培植自己的力量。

朱异希望诸葛恪将这支力量剿灭，用他们当替罪羊，为这次失败背锅，这本来是个不错的主意，但问题是诸葛恪却很难接受。

首先诸葛恪一直在地方做官，他的根基也在地方。比如诸葛恪曾在南昌不远的柴桑驻扎过不短的时间，因此“傒子”很可能就是这个期间诸葛恪在豫章培植的势力。

如今朝中形势复杂，地方势力是诸葛恪不多的本钱，如果将之抛弃，自己岂不成了无根浮萍？

朱异是朱据从子，出自吴郡大族朱氏，是江东士族的代表人物。当初朱据和诸葛恪同是太子党主要人物，按说朱异和诸葛恪的关系不可能有多差，但现在他提出这个建议，诸葛恪自然会怀疑他的动机，因此对其有所怨恨就再正常不过了。

很快，诸葛恪下令夺取朱异兵权，从此刻开始，他与江东士族的关系就彻底恶化了。

这件事后果非常严重，没过多久，都尉蔡林因多次献计都没被采纳，大失所望之下投奔了曹魏。

这下吴军疫病横行的的消息走漏了，司马师和司马孚敏锐地抓住了战机，命前线魏军出击，以文钦为先锋，进击合榆，阻断吴军归路，毋丘俭紧随其后。

听闻魏军杀来，诸葛恪大为震惊，他急忙撤退，但却为时已晚，文钦进兵神速，转瞬之间杀到眼前。一场大战过后，魏军斩首万余，诸葛恪大败而归。

这个结果并不令人感到意外，诸葛恪开战前就弄得民怨四起，战争中刚愎自用，不仅不听良言，也丝毫不肯体恤士卒，最终遭到了一场可耻的失败，将之前东兴之战的大好局面彻底葬送。

其实诸葛恪是败给了自己，以他个人的条件以及当时的形势，他根本做不了这个首辅。可一旦上了位，谁又愿意放弃到手的权力呢？于是他只能一条路走到黑，而对外征战这条捷径就成了他的首选，直至无法回头。

这次惨败让诸葛恪声望大跌，也彻底失去了人心，可他仍在自寻死路，丝毫没有防备和补救的措施。

时值七月，正是酷暑难耐，头顶上的烈日和身后的魏军追兵就像两座大山，将东吴将士们压得喘不过气来，他们的士气已经颓丧至极。

撤退的路上，军中疫病横行，伤病者被遗弃，成批倒毙在路旁，还有大量将士因劳累过度掉队，最终被魏军俘虏，吴军上下一片悲鸣，宛如人间炼狱。

然而这一切诸葛恪却视若无睹，在他眼中，底层士卒只是自己功名路上的消耗品，如今他脑中想的只有如何掩饰军事上的惨败而已。

这场豪赌的失败令诸葛恪人心尽丧，这种现状他心知肚明，他无法和皇帝及百官解释这件事。再加上他在朝中本就根基不深，因此更是担忧有什么针对自己的阴谋，于是索性不回建业，在江心洲住了一个月。

在此期间，诸葛恪仍在为今后何去何从做着打算，他愈发担忧，于是便产生了不再回去的想法。

诸葛恪打算在寻阳（今湖北黄梅县）先安顿下来，这里位于蓟春郡，距离他曾经驻扎过的武昌和柴桑都不远，这里属于他的视力范围内，还是比较安全的。

这是诸葛恪最后一次机会，如果得以实行的话，可能反对派拿他还真没有什么办法。可惜诸葛恪最后还是动摇了。

就在诸葛恪于自己的江心别墅中思前想后的时候，全公主和孙峻等人也在积极研究着对策，诸葛恪在外是一大隐患，必须尽快把他召回。

所幸皇帝还掌握在他们手中，因此只需要一道诏书就够了，诸葛恪想必不敢抗旨。

当时中书令名叫孙嘿，正是负责替皇帝下达诏令之人。孙嘿虽然具体情况不详，但从他的姓氏来看，很有可能是富春孙氏的远房族人，为宗室力量对付诸葛恪打头阵。

于是全公主等人暗中指使孙嘿，数次下诏召诸葛恪回朝，他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受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诸葛恪在朝中的孤立无援，皇帝被对手控制，皇帝的近臣也是对手安插的，此去着实凶险无比。

八月份，诸葛恪返回建业。为了重塑权威，摆脱政治困境，他采取了许多措施。

首先是一路上大张旗鼓，摆足了排场，充分展现着大将军的威仪，至于兵败合肥一事则闭口不提。

其次是找人开刀立威，诸葛恪当面呵斥孙嘿，指责他是擅自下诏。

由于此时将诸葛恪召回的目的已经达成，因此无需再保孙嘿以激化矛盾，而且这样还能让诸葛恪放松警惕。于是孙嘿主动称病请辞，算是遂了他的心意。

这让诸葛恪更是变本加厉，他将出征后朝廷任命的官员全部清洗。

为显示威严，一点小事就要责备下属，弄得人心惶惶。又把宫中守军的将领都换成了自己的亲信，这才算稍微安心一些。

然而诸葛恪的目标却不止局限于此，他其实一直在酝酿着一个巨大的阴谋。

当初诸葛恪刚刚当上辅政大臣的时候，曾以不想诸王处在长江沿岸的前线纷争之地为由，提出将他们迁走。

其中孙奋被从武昌迁到豫章郡，孙休则被从虎林（庐江郡）迁到丹阳郡，后来干脆迁到会稽郡。孙奋对此曾表示不满，后来诸葛恪进行一番威胁后，他只好乖乖从命。

诸葛恪这个操作并非是无的放矢，虎林距离皖口这个长江沿线的重要据点很近，武昌则更是上游荆州的军事要塞，这里有驻军，更有两个有资格继承帝位的藩王，一旦有人以孙奋和孙休的名义拥兵作乱该当如何？这个隐患不能不重视。

然而诸葛恪的处理虽然有理有据，但问题是有一个人被他选择性地忽视了，那就是孙和。

虽然诸葛恪在二宫之争期间为了自保，并没有像陆逊和朱据那样全力支持孙和，但毕竟他是孙和之妻张氏的舅舅，因此孙和绝对是孙权诸子之中和诸葛恪关系最亲密的一个。

目前皇帝孙亮不在自己的掌控之中，反而被对手利用，对自己进行掣肘，这是诸葛恪力图要改变的局面。在他看来，让孙和取而代之是最佳的选择。

当初诸葛恪初到建业辅政时，曾对张妃的信使黄门陈迁说了这样一句话：“请转告张妃，我以后必定让她超过别人。”

这句话说得就颇为暧昧了，可以把它理解成诸葛恪表态以后会特殊照顾张妃，但更进一步理解成他想让张妃母仪天下亦无不可。而结合诸葛恪想要迁都武昌的意图，答案无疑是后者。

孙和被废为南阳王后前往长沙就藩，而长沙距离武昌并不遥远，诸葛恪力主将孙奋和孙休迁走，却单单没有动孙和，他想干什么已经不是秘密了。

因此，迁走诸王和迁都武昌其实都是为了达成同一个目的所做的准备，即废孙亮立孙和，将朝廷中枢转移到他有一定根基的荆州。

不过这件事毕竟阻力过大，一时间难以办成，为了提升自己的威信并争取更多的支持，诸葛恪才进行了这次军事冒险。只要能取得胜利，他就有机会通过根深蒂固的兵权来强行迁都。

然而惨痛的失败却给了诸葛恪当头一棒，他只能暂时打消这个念头。不过只要朝廷还在建业，皇帝还是被全公主等人控制的孙亮，他就一刻也不能安心，因此他只能在这条路上继续走下去。

很快，诸葛恪下令士卒整装待发，准备再次大举北伐。这次他放弃了淮南，将目标转向青徐。

此时已经是深秋，等大军出动后就要入冬了，冬季水浅，再加上进攻徐州的必经之路中渎水本就有淤塞的情况，诸葛恪这一军事计划与自杀无异。

当初曹丕征广陵是如何狼狈，诸葛恪自然心知肚明，但他却忽视了这一点，执意出兵，可见他为了实现自己的野心已经彻底丧失了理智。

另一方面，全公主和孙峻始终没有对他表现出敌意，这很可能让诸葛恪对局势的判断出现失误，他只知道形势艰难，却没料到已经险恶如斯。

事实上如果不是孙峻告密，当初诸葛恪是否能过孙弘那一关都难说得很。

总之，诸葛恪倒行逆施，众叛亲离，又对局势的险恶程度没有清醒的认识。在此背景下，潜藏于深处的敌人感到时机成熟，他们即将发动致命一击。

这时候控制皇帝的好处就显示出来了，全公主和孙峻可以以皇帝的名义下诏，诸葛恪除非公然抗旨，否则只能遵从。一番密谋后，最终决定让孙亮邀请诸葛恪赴宴，孙峻则在酒宴上当场将其斩杀。

赴宴的前夜，诸葛恪心中感到莫名的烦闷。一夜无眠后，又发生了一系列怪事。

早上他在洗漱时闻到水里有一股腥臭味；之后侍者递给他更换的衣物，他发现衣服上也有臭味；而等他要出门时，一条狗咬住了他的衣服，赶都赶不走。

这些玄之又玄的描述或许并不完全可信，但俗话说得好：魔由心生。诸葛恪一定是在心里也感到此行恐怕有问题。

最终诸葛恪还是去了，或许他认为禁军将领全是自己的心腹，没人能把他怎么样。

到了宫门口，孙峻怕诸葛恪察觉到什么，于是故作谦卑地说：“如果您身体不适，可以回府休息，我向陛下禀报即可。”

毫无警惕的诸葛恪果然被瞒过了，他坚持自己去面君。

这时候诸葛恪的亲信张约、朱恩传了个条子出来，上面写道：今天宫中布署不同往常，恐有变故。

这下诸葛恪立刻警醒过来准备返回，但他刚准备走就遇上了滕胤。

由于事情还不明朗，诸葛恪没有说实话，只是随便扯了个理由说自己腹痛，无法赴宴。

可滕胤却说：“您自出征回京后还未拜见过陛下，今日陛下设宴，不可不去。”于是诸葛恪又改了主意。

这就有点奇怪了，张约、朱恩能看出有问题，滕胤没道理看不出，而三国志中却说滕胤并不知道孙峻的计划。

胤不知峻阴计。（三国志滕胤传）

而吴历描述的版本则正好相反。按照吴历的说法，滕胤劝诸葛恪回去，但诸葛恪却说：“孙峻这小子还能干什么，无非就是在酒里下毒。”于是诸葛恪就自己带酒进去了。

吴历曰：张约、朱恩密疏告恪，恪以示滕胤，胤劝恪还，恪曰："峻小子何能为邪！但恐因酒食中人耳。"乃以药酒入。（吴历）

从三国志后面的记载来看，诸葛恪确实是自带了酒水，这说明吴历有相当的可信度。

另一方面滕胤性格谨慎，陈寿评价他“遵蹈规矩”，韦昭也说他对奏疏特别注意，绝不委派他人，这样细致的人不会忽视这些不寻常之处。

而孙盛也提出，以滕胤和诸葛恪的关系，诸葛恪有大事不该瞒着他，更没道理因为他的劝说去冒险，这确实是中肯之言。

总之，这里吴历的说法更加可靠，滕胤应该确实是尽力了，无奈诸葛恪自寻死路，良言难劝。

宴席开始后宾主落座，诸葛恪怕宫中的酒有问题不敢饮用，孙峻一看马上顺着他说道：“您的病还未痊愈，自带药酒也是理所应当。”

见孙峻如此恭顺，诸葛恪彻底放下了警惕之心。

酒过三巡，孙亮按照事先安排悄悄退入内室。孙峻见时机已经成熟，于是借口如厕，脱去行动不便的宽大长袍，改着短衣。待他返回后则径直走上前来，取出诏书高声叫道：“天子有命，拿下诸葛恪。”

诸葛恪闻言大惊，想要拔剑，无奈没有身着短衣的孙峻行动敏捷，结果当即死于非命。

这时禁军闻讯冲入殿内，孙峻道：“天子有命，只诛诸葛恪一人。如今首恶已死，余者不问。” 禁军们立刻作鸟兽散。

诸葛恪还是太大意了，或许禁军将领都是自己的人，但前提是自己还有发号施令的机会。如果对手采取斩首行动，禁军们群龙无首之下肯定是树倒猢狲散。

玄武门之变时，东宫和齐王府的军队也进行过激烈的抵抗，但当尉迟恭将太子和齐王的首级扔出来的时候，他们就立刻崩溃了，二者道理是相同的。

诸葛恪死后，他的儿子诸葛竦和诸葛建想带着母亲逃往魏国，结果一齐遭到擒获。最后和诸葛恪的外甥张震以及党羽朱恩等被夷灭三族。而施绩、孙壹、全熙则发兵攻打诸葛恪的弟弟诸葛融。

施绩曾和诸葛恪兄弟有过仇怨，而孙壹则是宗室成员，应该是被宗室领袖全公主拉拢进来的，至于全熙，自然更是对叔母唯命是从。最终诸葛融被迫自杀，三个儿子也全被处死，琅玡诸葛氏诸葛瑾一系被灭族。

诸葛恪父子三人被枭首示众后引发数万人围观，骂声不绝。虽说诸葛恪倒算不上什么大奸大恶之人，但他因为自己的野心和私欲害得成千上万无辜士卒枉送性命，再加上他又有废立之心，确实大逆不道，因此最终落得这个下场倒不算冤枉。

其实除了进行军事冒险，诸葛恪并非无路可走。虽然他最开始根基尚浅，但通过改革已经收拢了一些人心，倘若沿着这条路走下去情况是可以得到改善的，只不过见效会慢一些。

然而这时诸葛恪性格中除了粗疏之外另一个弱点也暴露出来了，按照陈寿给他的评价就是“骄且吝”。

这是论语中的一个典故，孔子说：“即使才比周公，倘若骄且吝的话，那就不值一提了。”

对上级或同僚盛气凌人就是骄，对手下刻薄寡恩就是吝。这两点诸葛恪都占齐了。

他曾不顾尊卑和太子打嘴仗，又曾不敬尊长拿张昭开玩笑，此即为“骄”；而对手下小错大罚则体现了“吝”的一面，这些都让他的形象受损，于收拢人心大为不利。

总之诸葛恪执本身执政根基不足，性格中又充满了思虑不周的一面，这导致他急功近利，轻率冒进，将潜在的盟友推向了对立面，这也是他最后孤立无援的直接原因。而诸葛恪又矜己凌人，性格令人不喜，这一点则加速了他众叛亲离的过程，最终落得这个下场便不足为奇了。

诸葛恪死后，孙和失去了庇护，全公主再无顾忌，矫诏将其赐死，至此二宫之争才算彻底平息。

孙峻和诸葛恪之争是二宫之争的余波，这场持续了超过十年的纷争以太子党的覆灭和全公主的获胜而告终。

虽然作为一个女人，且又无太后之类的身份假城，全公主无法直接掌控权力，但她却通过控制孙峻做到了这一点，一度成为东吴政权的真正统治者，她的权谋和手段在历朝历代有干政野心的女子中都是佼佼者。

然而，二宫之争虽然结束了，但东吴的内讧却不会停歇。走上顶峰的全公主没能高兴多久，一个意外让她瞬间跌落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