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是谁_王阳明的处事风格
王阳明：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
你死都不怕，
还在乎一条内裤么?
王阳明在庐陵担任县令时，抓到了一个罪恶滔天的大盗。这个大盗冥顽不灵，面对各种讯问强烈顽抗。
王阳明亲自审问他，他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架势说：“要杀要剐随便，就别废话了!”王阳明于是说：“那好，今天就不审了。不过，天气太热，你还是把外衣脱了，我们随便聊聊。”大盗说：“脱就脱!”
过了一会儿，王阳明又说：“天气实在是热，不如把内衣也脱了吧!”
大盗仍然是不以为然的样子：“光着膀子也是经常的事，没什么大不了的。”又过了一会，王阳明又说：“膀子都光了，不如把内裤也脱了，一丝不挂岂不更自在?”大盗这回一点都不“豪爽”了，慌忙摆手说：“不方便，不方便!”
王阳明说：“有何不方便?你死都不怕，还在乎一条内裤吗?看来你还是有廉耻之心的，是有良知的，你并非一无是处呀!”
总有人感叹人心险恶，可王阳明告诉我们，哪怕是罪恶滔天的罪犯，心中也是有良知的。明白了这一点，就能明白他们最需要的不是惩罚，而是感化。这就是慈悲。
总有人觉得自己一无是处，从而自暴自弃，破罐子破摔。王阳明则告诉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是一无是处的，每个人身上都有美好的东西、珍贵的品质。所以人要对自己有信心，坚信自己的价值。
喜欢蔑视、贬低和打压别人的人，修养品行往往都是下乘，这种人的看法不值得放在心上。
反而是王阳明这种修养精深、境界高明的人，往往能看到别人身上的优点和长处。很多时候，并不是你错了或者没有用，你只是还没等到有能力欣赏你的人。
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
有一年春天，王阳明和他的朋友到山间游玩。朋友指着岩石间一朵花对王阳明说：你经常说，心外无理，心外无物。天下一切物都在你心中，受你心的控制。你看这朵花，在山间自开自落，你的心能控制住它吗?难道你的心让它开，它才开的;你的心让它落，它才落的?
王阳明的回答很有味道：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心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
花当然是自开自落的，可是能不能扰动我心，却是由我来决定的。哪怕天崩地裂、洪水滔天、电闪雷鸣、暴雨大作，只要我心中安然，便永远是桃花源、艳阳天。
这就是佛所说的“万法唯心造”。心灵的一切问题，追到根子上，其实都只是自己的问题。世间种种无论怎样险恶，只要我心不动，便奈何不得我分毫。
你看满大街都是圣人，
满大街的人看来你也是圣人。
有一天，个性极强的王艮出游归来，王阳明问他：“都见到了什么?”王艮以一副异常惊讶的声调说：“我看到满街都是圣人。”
王艮这句话别有深意，他来拜王阳明为师前就是狂傲不羁的人，拜师后也未改变“傲”的气质。
王阳明多次说：“人人都可以成为圣人。”王艮不相信。他始终认为圣人是遥不可及的，所以他说得“我看满街都是圣人”，是在讥笑王阳明。
王阳明大概是猜透了王艮的心意，于是就借力打力：“你看到满大街都是圣人，满大街的人看你也是圣人。”
最有深意的就是王阳明的最后一句话——“你看满大街都是圣人”，表明你心中有着无限的包容、友爱和善意;而这样的人，谁不愿意亲近呢?谁不会爱戴?自然“满大街的人看来你也是圣人”。而能做到如此，也确实已经是真正的圣人。
仅仅一句话，既说出了一个人应该具有的修养，也说出了教化世人的最好方式——以身作则，感化世人。所以别再怀疑和抱怨了，你只是修养不够深，做得不够好。不是这个世间亏欠你，是你自己亏欠了自己。
做人做事要厚道实在，切忌花言巧语
经常见到这样一些人，他们把功夫全练在嘴皮子上了，专会以花言巧语讨好别人，做实事却几乎一窍不通。他们巧舌如簧，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地方唱什么歌，实在令人讨厌。
《诗经·小雅·巧言》有这样两句：“巧言如簧，颜之厚矣。”意思是：花言巧语像吹笙，脸皮厚的不怕难为情。
孔子在《论语·学而》中也说：“巧言令色，鲜矣仁。”巧，就是好;令，就是善。孔子大意是说：话说得很好听，脸色也装作很和善，其实没有多少好心眼儿。对花言巧语的人要防备些才好。
唐朝初期有个叫陆余庆的人，做过监察御史、殿中侍御史等官职。他同当时很有名望的文人陈子昂、杜审言、宋之问等都是好朋友。这人虽颇有口才，文笔却很是一般。他的口头表达能力极强，同别人谈话聊天，可以谈天说地滔滔不绝。可他笔头的表达能力很差，不善于把自己所议所论写成文章。有一次，他奉命在朝堂上草拟诏书，好久也没写出一句，急得团团转，结果降为左司郎中。
据唐人张鷟(zhuó)《朝野佥载》记载，陆余庆当洛州长史，“善论事而谬于决判”，当时人们对其有两句暗含嘲讽的评语：“说事则喙长三尺，判事则手重千斤。”喙是鸟兽的尖长嘴，古人形容花言巧语，只善空谈，不会实干，就叫做“喙长三尺”。
“喙长三尺”这句话，最早出自《庄子》，原意是沉默、闭口不言的意思。《庄子·徐无鬼》里说：“丘(孔子)愿有喙三尺。”郭象注：“盖鸟喙长者多不能言(叫)也。”清人翟灏的《通俗编》说：俗语讥讽能说会道的人，叫做“三寸鸟”，唐朝人还嘲笑陆余庆为“喙长三尺”，可见都理解错了，“已误用《庄子》文矣”。现在人们已经习惯用“喙长三尺”这个成语，以致只要提起这个成语，就令人想起那些只凭一张尖嘴投机取巧的人，因此何必一定还要拘泥于《庄子》之文的原意。
不论古今中外，人们对只有“唱功”而没有“做功”的人都不甚喜欢。这种人虽没有几分真才实学，却长着一个三寸不烂之舌，最喜欢花言巧语，最善夸夸其谈。言与行是人主体活动的两种方式，不能只说不做，我们要时刻提醒自己，不做“嘴尖皮厚腹中空”之人，坚持“干一寸胜过说一尺”。
何为“良知”，中国哲学中的“良知”概念
在中国哲学中，“良知”的概念来自孟子：“人之所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孟子·尽心上》)
孟子还说：“人皆有不忍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由是观之，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人之有是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孟子·公孙丑上》)
孟子的“良知”常被理解为一种与生俱来、先天所赋的能力与知识。这可能与孟子的一个比喻有关：“人之有四端也，犹其有四体也。”但从孟子的论证看，孟子所说的“不学而能”和“不虑而知”指一种内生的、自觉的道德意识。它不是出于交情和声誉等名利关系考虑而产生的，而是发端于人在平常生活中自然而然就有的恻隐之心、是非之心。明确地把良知提高到心之体和世界本源的地位，还是后来的事情，只不过在孟子那里已经可以看到这种倾向。
孟子把“恻隐之心”、“羞恶之心”、“恭敬之心”、“是非之心”视为人的善端，因而主张人的本性是善的。宋明以来的中国新儒家有把人的这种善的本性本体论化的倾向。人伦被视为来自天理，良知被视为与天地之心同一。为什么人人都有这样的善端呢?按照他们的解释，这是因为人心和天地之心是相通的，天道和人道的本质都是诚。因而不需外铄，只要反求诸己，就可以发现天地万物和人共同的本心，把自己的善的本性发挥出来，率性尽心，人皆可为尧舜。
在宋明理学中，“良知”的观念与“天理”和“万物一体”的观念相关联。这一思想是程颢在其著名短文《识仁》篇中引入的。他所使用的表达式是“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他在此明确联系到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孟子·尽心上》)这里说的万物同体的“体”指的是天或天理。他明确指出“良能良知，皆无所由，乃出于天，不系于人”(《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由此可见，在宋明理学中，良能良知不是指人的自然本性，而是归结为天或天理。
朱熹把孟子所说的“良心”解读为“本然之善心，即仁义之心也”。他也赞同程颢的“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主张，以及把良知归结为天理的观点。但他强调，人心要由天理指导。他诠释《尚书·大禹谟》的“人心惟危，道心惟微”的思想，认为“道心”是天理的体现，“人心”受物欲所累，主张人心要服从道心，以天理指导人心，进一步发挥程颢的“存天理去人欲”的主张。
朱熹尽管赞同“仁者浑然与万物同体”的观点，但他指出这一说法不能抹杀事物之间的差别。他主张“理一分殊”，认为万物在“太极”或“一理”中既有统一性又各有分殊。如果过分强调一体性，会导致墨子“兼爱”那样的无差别的爱，以及道家或佛教那样的把我与万物置于同等地位的观念。朱熹在其整理加注的《太极图说》中指出：“五行具，则造化发育之具无不备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浑然一体，莫非无极之妙;而无极之妙，亦未尝不各具于一物之中也。”
在心理学家那里，良知被归结为天理，而王阳明主张心是主宰，把天理归结为良知：“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传习录·答顾东桥书》)“天理在人心，亘古亘今，无有终始。天理即是良知。知思万虑，只是要致良知。”(《传习录·答聂文蔚》)在《大学问》中王阳明主张：“良知者，孟子所谓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者也。是非之心，不待虑而知，不待学而能，是故谓之良知。是乃天命之性，吾心之本体，自然灵昭明觉者也。凡意念之发，吾心之良知无有不自知者。其善欤，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其不善欤，亦惟吾心之良知自知之。是皆无所与于他人者也。”
王阳明认为，人面临伦理决断的处境总是具体和复杂的，有时没有先前的准则可参考，有时各种各样的理据交织在一起，似乎每条理据都能成立，但从它们引申出的结论又互相冲突，这时唯凭良知来决断：“夫良知之于节目时变，犹规矩尺度之于方园长短也。节目时变之不可预定，犹方圆长矩之不可胜穷也。……夫舜之不告而娶，岂舜之前已有不告而娶者为之准则，故舜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武之不葬而兴师，岂武之前已有不葬而兴师者为之准则，故武得以考之何典，问诸何人，而为此耶?抑亦求诸其心一念之良知，权轻重之宜，不得已而为此耶?”(《传习录·答顾东桥书》)王阳明的良知说强调了心的能动性，以良知本心统摄天理，以良知决断处置权变。
中国近代大儒熊十力把“良知”视为“本心”“本体”。“良知”与“天地之心”相通，通过本体的“大用流行”，把“仁”贯穿于天地万物和人类之中。“良知”不是“小我”之心，而是“大我”的本心。人通过良知体悟本体，但体悟本体后不能“自废大用”，不能“废绝量智，抑或看轻量智，以格物致知之学为俗学”。良知要在道德伦理和社会实践中把自己向外推出来并实现自己，“良知”与“善行”是分不开的。自我修养和社会实践是良知开启自己和推广自己的必由之路。
中国哲学中的这一“良知”的概念，在塑造中华古代文明的特色中起关键作用，对于现代社会的道德意识的培育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