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民营企业老板越来越媚官_一文解答

私营企业是幼小的，小到被轰轰烈烈的世界忽略，小到被宏大的历史叙事遗忘。

在介入社会现实的过程中多些反思，我们惊叹民生维艰之下，普通大众的坚韧。每一个人都想通过“城市梦”—“奋斗梦”—“中产梦”进阶到更高的阶层，寻求生存的位置，并获取维系生存的资源。

但我们意识到，在短短几十年的发展进程中，随着主要经济利益格局的形成，“富二代”、“官二代”越来越让人们意识到在经济基础之上，所依附的社会阶层也固化了下来。

我们，曾经试图通过跨越阶层，来寻找生存的安全感，但无疑这样的努力愈加困难。即使实现了阶层的跨越，也会陷入更加难以克服的困境之中，因为欲壑难填。双重途径的失效将我们囚禁在“生存道路”和“生存意义”的危机之中，而这种危机，并不是通过简单意义上的阶层流动和制度变革，所能改变的。

民营经济希冀寻找不卑不亢的姿态，但是现实中，企业再大大不过官府，民营经济注定是野蛮生长，一如失根浮萍。

中国商人阶级为什么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而建立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马云说，中国商人要学会和政府谈恋爱，但不要结婚。商业精英与地方政治精英的结构和利益的重叠，实际上很难独善其身。

很多民营企业主希冀与政府官员之间，达成博弈合谋，获取政府管制下的稀缺资源，以此来赢得竞争优势。

当下中国的政治与市场关系，远非成熟的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保持距离型”的政经关系，而呈现为相互纠缠牵连甚深的状态，尽管不同区域的实际纠结程度，存在差异。中国的私营企业主，在获得经济地位后，希望表达参政议政的热情，获得阶层话语权，但是当他们的经济实力达到一定程度，政治上也有所安排时，其政治要求和表现则趋于平缓，甚至出现下降趋势，这是一条“倒U型曲线”。

今天，中国民营企业家群体的主体自觉性、权利主张意愿、政治表达热情等群体属性的确已开始凸显。2005年国务院正式颁布实施了“非公经济36条”， 使中国私营企业主在文本意义上，基本获得了相应的国民待遇。

但是，好政策总是被“绑架”，时至今日这些政策的真正“落地”仍有待时日，甚至对他们财富积累不信任的“原罪”追问，依然是困扰他们的某种间歇性枷锁。作为现实的破局之举，“经营政治”，被摆在了与其经营企业同等乃至更重要的地位。

今天，“做企业必须懂政治”，已是中国绝大多数民营企业家的共识，做有中国特色的“市场政治家”成为其追求的一种境界。这些年，作为一种妥协姿态，执政者已经在政策和制度层面，不断地尝试边界突破，试图一定程度上，补偿新兴经济利益群体在政治分层中的不满足感，迄今已向企业家们开辟了不少的正式制度通道。

但是中国的民营企业主，仍然感觉自己在夹缝中谋取生存空间。事实上，在中国制度下，中国商人不能摆脱对官场的依赖，更不能形成一支工业的或经营企业的独立力量。

民营企业在一些特定的领域里，确实面临着一道又一道的“看不见”的“玻璃门”，从而产生尴尬处境。由于受到各种壁垒的阻碍，民营资本无法流向高回报的行业和领域。

国进民退，央企、国企垄断，对民营经济的发展，具有明显的“挤出效应”，难怪一年多前甚至有央企、国企有一部分人认为，民营企业中国私营经济，已完成协助公有经济发展的任务，应逐渐离场。

民营经济在政府主导的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在与国有经济的竞争中，是否存在屏障与体制内阻力? 从目前看，屏障和阻力还是有的。

事实上，中国国有企业不仅本身存在效率损失，而且由于软预算约束的存在，拖累了民营企业的发展进度。

地方政府，通过对国有资产的控制，对产业实施控制与保护，其背后存在着巨大的物质利益，大量宝贵的经济资源继续“沉没”在对一些国有企业的低效、无效的投资中。

在行政垄断下，竞争机制受到压制，资源配置效率被扭曲，在一个介于市场经济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的制度环境中，行政垄断可能会更容易使得掌握公共权力的微观个体，与垄断厂商进行共同的设租及寻租，这将引发大规模腐败的产生。

地方政府与国企垄断相结合，会将民营经济引致到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轨道中去，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我们不能忽略——地方政府干预地方经济的能力与动机、国有企业垄断，及地方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天然的“血缘”关系，必将对辖区内民营企业的经济行为产生重要的影响。

中国的企业主们只希望，官方能做到紧跟时代步伐，不断转变观念，祛除不利于民营经济发展的障碍，克服民营企业发展过程中的条条框框，用新思想、新思路来为民营企业的发展保驾护航，使民营经济发挥更大的经济效应。

无论姓公姓私，都是中国经济发展腾飞的一部分。特别是在当下的中美贸易战困局中，更需要同心同德，抱团取暖，绝不是内斗自戕。

“体制内”工作由于“工作稳定，福利优厚”，成为中国新一代年轻人首选的就业去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得到一份体面的公务员工作。“体制内”就业的工薪收入并不算高，但它却因为“工作稳定，福利优厚”而被誉为“铁饭碗”。“体制内”部门要么是国家权力的执行机构，要么是管理国有资产的代理部门。“

体制内工作，往往掌握着相应的行政审批权和资源配置权“特权”。近些年来，国家公务员考试热度持续升温，已然成为了中国的“第一大考”。

对中国传统文化中权力逻辑的体认，甚至是对当权者的体认，这种体认不仅是知识性的，而且是身体和情感的。这种体认也体现在了大量广受欢迎的通俗文化作品中，比如近些年热播的《甄嬛传》和《琅琊榜》。

目前的报考公务员热，是一种值得警惕的社会现象，说明体制内人士对社会资源的占有已经到了尽人皆知、趋之若鹜的地步。年轻人一窝蜂地往体制内挤，力求在体制内分一杯羹。而不是壮大中产阶层——说明中国改革已经面临一个非冲决不可的体制瓶颈。

如果越来越多的青年人失去加入由民营企业家、白领、自由职业者、中介组织从业人员等组成的新社会阶层的冲动，这不能不说是社会的一种悲哀！

有这么多的精英投身公共管理，对社会来说是喜是忧？“考碗”，是否可以被称为“知识改变命运”的一个翻版？

在当今中国，所谓“官本位”，即以“官”的大小来衡量价值的社会价值观，不仅死灰复燃，而且愈演愈烈。在两千多年封建社会的基础上，一些地区和单位不仅出现了由精神万能向拜金主义转变，而且出现由拜金主义向拜官主义转变！

“官本位”就是以官为本，一切为了做官，以遵照和践行官员的意志作为国家制度安排的核心准则。官尊民卑、官重民轻，实质是脱离人民群众，违背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唯物史观。

官本位思想是中国古代传统封建社会“君本位”思想的残余，有悖当今社会发展主流价值的要求。权力至上，将做官、升官视为无上追求，在作风上，就是官僚主义。如今滋生官本位的土壤依然存在，行政管理部门便容易出现唯上是从、唯我独尊、懒政怠政、滥用职权、行政不作为等官本位腐朽现象。

前央视主持人张泉灵在一次演讲中讲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朋友的爷爷让他放弃现在的工作去考家乡环卫局的环卫工人，月薪2000元，给上保险，但这个岗位是给编制的。

话说有一年，东北哈尔滨面向全国招聘的448名事业编制环卫工正式走上清扫保洁作业一线。环卫工公招，共11539人报名，最终录取的研究生共有7名。

"研究生当环卫工!"立刻引起公众的广泛关注。事业编制"环卫工"为什么能吸引这么多高学历的年轻人?大学生热衷体制内职位反映了怎样的大众心态?千万别觉得这很可笑！这还是真实发生过的事情。

在当下，中国已经建立起权力监督体系，但在实际执行中存在监督制度可操作性不强、监督流于形式的问题。现在不少人存在权力迷信心理，对官员的身份盲目崇拜。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不少人一心想要攀附权贵，与上层领导“搭上关系”?

在这些人的字典里，大写的是“有权好办事”“权力就是福利”。在当前中国社会里，公共权力与市场能力，构成了阶层分化的动力基础。体制内的好处越明显，表明权力寻租对社会的腐蚀性越大，改革也就越发迫在眉睫。

当年改革中敢闯敢试的勇气和实际行动正在衰减，中国的经济社会改革还远未"到位"，资源集中和依附于权力的现象没有本质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