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科举如何作弊_古代科举作弊的手段

隋唐的时候，考官们评判的是原始试卷。这上面不仅是考生的真实笔迹，而且卷首写有考生的姓名、年龄、籍贯等个人信息。考官阅读的时候，多多少少也会受到考生平时的文章、名声，甚至家庭背景的影响。

武则天的时候，为了防止官员徇私舞弊，规定考卷一律“糊名”。也就是把考生的个人信息糊上，考官评判之后才能撕开糊名，抄录考生信息。

但是，糊名也不能掩盖考生的笔迹或者考卷上的记号。针对这个问题，到了宋朝，朝廷又建立了誊录制度。

誊录是这样的：考生用墨笔作答的原始考卷称为墨卷。考试完毕后，有专门人员将墨卷糊名、编号，然后交给抄写人员用红笔重新抄写一份答卷，新卷子叫作朱卷。

为了保证试卷的真实性，在誊录过程中，誊抄人员抄写的朱卷必须与考生的墨卷完全一致，即便墨卷中出现错字、别字甚至涂抹，也必须完全照抄。

朱卷抄写完毕以后，又有专门的校对人员将墨卷和朱卷进行校对，确认无误后分别封存。墨卷存入档案，朱卷交给考官审阅。

考官们评判朱卷后，再根据朱卷上的编号调出墨卷，撕开糊名，查看考生信息。这个过程要当众开封，当众填写姓名，当众放榜公布。

科举发展至清代，登峰造极，而舞弊手段也是花样百出，令人叹为观止。

最方便的当然是夹带小抄。袖珍版《四书五经》和写满蚊脚细字的小纸条至今还能看到，让人感叹“一考定终身”的制度的确能激发人们走歪门邪道的智慧。从鞋底到帽缨，从坐垫到糕饼，甚至嘴巴和肛门，凡是能藏纸条的地方，都有人尝试过。

乾隆九年（1744年）顺天乡试查出了几十个夹带小抄的士子，在贡院外号枷示众，竟吓得两千多名心怀鬼胎的士子连试都不敢考了，落荒而逃，贡院外蝇头小抄散落一地。

乾隆闻讯大怒，他详细规定了此后应考士子的衣服鞋袜、笔管砚台等必需品的形态，甚至规定糕饼必须切成小块，考篮也得编成玲珑格眼式样。

入贡院时更有两道严格的检查，要脱衣赤足，检查下体，不禁令考生感慨“负凳提篮浑似丐，过堂呼号直如囚”。

冒籍与倩代也是两种常用的舞弊手段。冒籍类似现代的“高考移民”，就是假冒籍贯去名额较多或士子水平较低的省应试，以增加录取概率。

倩代顾名思义就是找枪手，花费会较贵，不过古代并无照片，准考证上的描述不过是些“面白”“身中”之类模糊的词语，因此只要打通关节，找到愿意冒险的人，确也可行。当然，倩代的代价较夹带要大得多。

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广西士子岑照花了三百两银子找人代考，居然得中解元，被揭发后立即处斩。

不过晚清时期，尤其是在县试中，请枪手已是常事。譬如鲁迅先生，当他去南京读书后，家人为了保留他的进学资格，也曾找人代他参加府试。此时枪手的费用已经大幅下降，不过银元两元。

另有一种偷龙转凤的舞弊手法，与倩代类似，但昂贵许多，那就是换卷。

如嘉庆三年（1798年）的湖南乡试中，湖南士子傅晋贤求功名心切，狠心拿出一千二百两银子，交给书吏樊顺成，请他帮忙。

樊顺成买通了内场书吏罗文秀，在发榜前，将第一名彭峨的试卷偷偷抽出，把卷首的姓名、祖籍、三代等项裁割下来，换上了傅晋贤的。发榜后，傅晋贤果然得中解元，十分风光。

幸而彭峨在考试后放榜前曾将他的答卷默写一份送给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留下了证据，因而才能最终昭雪。事发后，傅、樊、罗三人即刻处死，一命呜呼。

在咸丰八年的科场案中，据野史记载，也有换卷行为。柏葰找到一本“文理荒谬”的卷子，认定乃是“识字无多”的平龄的，于是用一本“佳卷”暗暗替换，使他得中举人。当然，从清代档案来看，此乃谣言，但也证明换卷这种手法的屡禁不止了。

这几种舞弊手法常年盛行不衰，而“条子”则特别兴盛于晚清时期。

清人薛福成在《庸盦笔记》中这样定义“条子”：“条子者，裁纸为条，订明诗文某处所用文字，以为记验。……凡意欲所取者，凭条索之，百不失一。”

用现代语言来解释，就是说考生与考官约定，在文章的某些地方（一般是某段的开头或结尾）使用特定的字眼，通常是如“夫”“也”等虚字，为防止巧合情况出现，一般要订三四处，考官阅卷时，就拿着条子细心比对，见吻合者辄录取。

虽然科举考试的试卷上名字都糊掉了，而且会另外雇人誊写，让考官看不出笔迹，但有了这套暗号，种种防范措施都于无形中失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