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党史有哪些教训_百年党史的教条主义教训
马克思主义深刻揭示了自然界、人类社会、人类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为人类指明了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途径，为人民指明了实现自由和解放的道路。我们党在百年奋斗中之所以不断取得胜利，根本就在于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运用其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解决中国的具体问题。在此过程中，我们党也出现过教条主义错误，给党的事业造成严重损失。
20世纪30年代前期，以王明为代表的一批“党内理论家”，虽然熟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著作，但是并没有掌握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不会具体地分析和解决中国的革命问题。他们不知道在中国这样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进行革命，面对的特殊国情是农民占人口的绝大多数，落后分散的小农经济、小生产及其社会影响根深蒂固，又遭受着西方列强侵略和压迫，经济文化十分落后，必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探索一条符合国情的革命道路，而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一般原理，照抄照搬俄国十月革命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其结果是，经过千辛万苦创建起来的革命根据地相继丢失，党在国民党统治区的组织也遭到严重破坏，中国革命一度几乎陷入绝境。对于教条主义及其危害，毛泽东认识得很早很深刻。1930年5月，他在《反对本本主义》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
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途中的失利，促使广大干部和红军指战员痛定思痛，认识到革命遭遇挫折是“左”倾错误指导的结果。1935年1月举行的遵义会议，集中解决了当时具有决定意义的军事和组织问题，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开始确立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主义正确路线在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在最危急关头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但也要看到，由于一直处于紧张的战争状态，给革命事业造成严重危害的教条主义还没有来得及从思想上进行认真清理。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难以避免错误再次发生。因此，毛泽东在1938年召开的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上鲜明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强调“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他还指出：“在这个问题上，我们队伍中存在着的一些严重的错误，是应该认真地克服的。”所谓“一些严重的错误”，就是指王明“左”倾教条主义。
1938年9月29日至11月6日，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在延安桥儿沟天主教堂召开
思想问题的解决，往往需要一个过程。加上共产国际当时仍有很高威信，王明本人又以此为“后台”，继续为过去的错误辩护，导致他在抗战初期的错误言论和主张，在党内还有一定影响，部分地区在处理与国民党的关系时未能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党的事业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失。1941年1月，皖南事变发生，毛泽东痛心疾首，指出原因就在于“有同志没有把普遍真理的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联系起来”。他下定决心对党的历史经验进行系统总结，从思想路线的高度清算党内历次错误的根源。经过全党整风运动，全党接受了一次深入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树立了理论和实际相统一的优良作风，破除了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把俄国革命经验神圣化、把共产国际决议绝对化的错误倾向。正如任弼时在《学习毛泽东整顿三风报告的笔记》中所言：“毛泽东同志整顿三风报告中，关于反对主观主义的主要精神，是正确地提出了对待马列主义态度问题。告诉我们学习马列主义，不是学它的字句，而是要学会用它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解决革命中的实际问题，找出革命的发展规律，来便于我们具体决定政策。”
在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解决革命问题，建立新中国之后，毛泽东提出要“以苏为鉴”，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找出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正确道路。经过艰辛探索，形成了一系列重要思想，包括社会主义社会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正确处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十大关系等。遗憾的是，这些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思想未能完全坚持下去，反而出现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错误，反右派斗争也被严重扩大化。究其原因，许多脱离实际、超越阶段的主观主义的思想和做法，根源仍然是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的某些设想和论点加以片面理解或教条化的结果。特别是把只在一定范围存在的阶级斗争看作社会的主要矛盾，使人们陷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误之中。与此同时，依靠群众大搞突击运动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法，被认为是加快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法宝，过去的成功经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被教条化、绝对化。
“文化大革命”以后，在中国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两个凡是”使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被肢解，表面上是句句照搬、字字照办，实际上是扼杀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导致政治上思想上的混乱局面难以结束。1978年5月，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提出：实践不仅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而且是唯一的标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并不是一堆僵死不变的教条，不能拿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新问题。这篇文章一经发表，便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关键时刻，邓小平给予及时而有力的支持，旗帜鲜明地指出“两个凡是”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呼吁“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
1978年12月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彻底否定“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邓小平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正因为有这样的深刻认识，我们党运用马克思主义成功开创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并坚定不移沿着这条正确道路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实践充分证明，没有一个政党是不犯错误的，重要的是能否从错误中学习，取得教训。我们党对教条主义的失误和错误，历来采取郑重的态度，一是敢于承认，二是正确分析，三是坚决纠正，从而提高对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规律性认识。其中最关键的有两条，一是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始终着眼解决中国的实际问题，中国化才能落地生根、深入人心；二是马克思主义必须随着时代发展而发展，始终把握时代脉搏、回答时代课题，时代化才能保持活力、充满生机。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指出：“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是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