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云与聂荣臻什么关系_陈云与聂荣臻的革命交往

陈云和聂荣臻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开国元勋。他们在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光辉一生中，殚精竭虑、呕心沥血，建立了卓越功勋。陈云与聂荣臻交往、合作数十载，可谓情谊深厚，至真至诚。 中央特科初相识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内忧外患，民不聊生。

1899年12月29日，聂荣臻出生在四川省江津县（今重庆市江津区）吴滩镇。1905年6月13日，陈云出生在江苏省青浦县（今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年少时，他们学习非常刻苦，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

1919年的五四运动，影响了中国一批激进的年轻人，也影响了陈云和聂荣臻。他们与各自的同学一起，游行集会，抵制日货，声援北京的学生爱国运动。同年11月下旬和12月初，聂荣臻和陈云先后离开各自的家乡，来到上海。12月9日，聂荣臻乘坐法国邮轮“司芬克司”号，从上海杨树浦码头启程，前往法国勤工俭学。同一时期，陈云则在班主任张行恭的帮助下，到上海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1921年11月底，聂荣臻离开法国，前往比利时，进入沙洛瓦劳动大学补习班，并于1922年暑期考入该校化学工程系。同年8月，由刘伯坚和熊味耕介绍，聂荣臻参加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开始走上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道路。1923年春，聂荣臻又由赵世炎和刘伯坚介绍，参加中国共产党。而陈云经过马克思主义相关理论的学习和领导罢工的斗争实践，于1925年八九月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的董亦湘和恽雨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4年10月，聂荣臻进入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1925年9月上旬，他从莫斯科到达上海，中旬到广东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兼政治教官。1927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共中央派聂荣臻到上海，协助周恩来将工人纠察队转入秘密活动。1930年1月，聂荣臻前往天津，担任中共顺直省委常委、组织部长。5月初，他奉命调到上海，开始从事中央特科的工作。

1927年10月，陈云被中共江苏省委派回家乡练塘一带发动农民运动。1929年8月，他担任江苏省委常委兼农委书记，领导江苏的农民斗争。1930年9月，陈云和聂荣臻均参加了中共六届三中全会。

1931年4月24日，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这对中央领导机关来说不啻一个晴天霹雳。幸运的是，打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截获了情报，派人将顾顺章叛变的消息及时报告给中央特科。周恩来随即向中共中央报告，中央委托他全权处理这一紧急事变。

周恩来与陈云商定对策，在聂荣臻、陈赓、李克农、李强等协助下，采取了一系列紧急措施：销毁大量机密文件；迅速将党的主要负责人转移，并采取严密的保卫措施；把一切可能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撤离上海；切断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

4月26日晚，中共中央、江苏省委和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机关全部安全转移，使国民党企图一举破坏中共中央领导机关的计划破产。聂荣臻后来说：“这两三天里真是紧张极了，恩来和我们都没有合眼，终于抢在敌人前面，完成了任务。”就这样，陈云和聂荣臻在中央特科相识了。

同年6月，向忠发被捕，很快叛变，供出周恩来在小沙渡路的住处。周恩来虽及时撤离，但在上海已很难继续栖身。不久，中央决定周恩来停止工作，等候转移到中央苏区。危难之际，陈云挑起了重建中央特科的重担。

1931年12月中旬，聂荣臻到达中央苏区。毛泽东对他说：“你来了好。你来了首先到五军团。宁都暴动了，你去那个部队，代表军委，到五军团工作，找上层谈话，做团结安定这个新起义部队的工作。”不久，聂荣臻被任命为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副主任。1932年3月12日，红一军团重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林彪为军团总指挥，聂荣臻为政治委员。聂荣臻随即到红一军团工作。

1933年初，陈云离开上海，来到中央苏区，担任中华全国总工会苏区中央执行局党团书记。1934年1月下旬，陈云、聂荣臻出席了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闭幕会上，他们都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

遵义会议上共同支持毛泽东

1934年10月，由于第五次反“围剿”失败，中国工农红军开始长征。长征期间，聂荣臻在红一军团担任政委，陈云则先后担任红五军团中央代表、军委纵队政委等职。

1935年1月，陈云、聂荣臻等参加了遵义会议。这次会议是在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受挫的情况下，为了纠正博古等人“左”倾领导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而召开的。按照会前准备，博古作了关于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他在报告中对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作了一些检讨，但更多的是强调敌强我弱等客观原因。

张闻天按照会前和毛泽东、王稼祥拟订的发言提纲，针对博古的报告作了“反报告”，系统批判博古和李德在军事指挥上的错误。毛泽东在会上作了长篇发言，对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和长征初期严重损失的单纯防御战略的错误，进行了深入分析。

陈云、聂荣臻等也相继发言，不同意博古的总结报告，坚定支持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的意见。陈云在会后写的《遵义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中指出，“扩大会议中恩来同志及其他同志完全同意洛甫及毛王的提纲和意见”。张闻天后来回忆，遵义会议上，陈云“是反对‘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拥护毛主席的正确路线的”。

聂荣臻在发言中，对李德进行了尖锐批评。列席会议的伍修权在回忆录中写道：“会议上的其他发言，我印象中比较深的是李富春和聂荣臻同志。他们对李德那一套很不满，对‘左’倾军事错误的批判很严厉。他们都是积极支持毛泽东同志的正确意见的。”

抗战时期延安再相见

1935年6月，陈云离开长征队伍，到上海恢复党组织，后又去往苏联。自此，陈云和聂荣臻一直没有机会再见面。直到1943年10月上旬，聂荣臻从晋察冀边区回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两人才在时隔八年重逢。 陈云此时担任中央组织部部长，但工作繁忙，身体又不好。1943年3月，为照顾陈云养病，毛泽东将他由杨家岭迁至自己的住地枣园居住。陈云在此治疗休养近一年。

在敌后坚持斗争长达六年的聂荣臻回到延安后，毛泽东、陈云等在枣园热情接见了他。毛泽东一边抽着香烟，一边风趣地说：“我们大闹五台山的‘鲁智深’回来喽！”众人开怀大笑。陈云紧紧握住聂荣臻的手，互相寒暄，畅叙分别后的点滴。陈云夸聂荣臻仗打得好，沉重打击了日军的嚣张气焰。聂荣臻询问陈云的病情，让陈云注意身体，好好养病。

1945年4月至6月，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延安召开，陈云、聂荣臻出席了会议。陈云当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聂荣臻当选为中央委员。

5月9日，两人分别在大会上作报告。陈云在发言中讲了“讲算账”“做交代”“讲本行”三个问题，提到共产党员的功劳观以及进城之后要保存城市机器等内容。毛泽东非常重视“保存城市机器”的主张，在七大召开期间曾两次加以强调。聂荣臻在大会上作《晋察冀党在执行人民战争路线中的经验教训》的发言，指出“晋察冀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人民战争路线的”，这是“由于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自卫军的结合，由于我们和人民利益的一致，特别是因为我们与长期处在民族斗争第一线和有悠久民族斗争历史的晋察冀人民融合在一起的结果”。

做好抗美援朝后勤保障工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陈云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兼财政经济委员会主任，主持全国的财政经济工作。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9月初，陈云、聂荣臻同周恩来、李富春磋商迁移与朝鲜毗邻的东北南满地区工业设备问题，以避免在战争中受损失。

10月上旬，陈云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作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代总参谋长的聂荣臻列席会议。会议讨论朝鲜战局和中国出兵援朝问题，最后作出“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战略决策，决定派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中央作出决定后，陈云、聂荣臻全身心地做好抗美援朝的后勤保障等工作。

抗美援朝开始后，总参谋部的工作重点转向抗美援朝战争。聂荣臻在中央军委的直接领导下，担负起组织志愿军出国作战的任务。从志愿军编组、训练、集结、运送武器装备、后勤供应到军工生产、伤病员安置、兵员补充等，他都亲自过问，并与总后勤部和其他有关部门一起组织实施。聂荣臻说：“严格地说，我们是从抗美援朝战争中，才充分认识到后勤工作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的。”彭德怀在志愿军党委扩大会议上也说：“如果这次打胜了，全体指战员的功劳算一半，后勤算一半。”

11月15日，中财委召开财经会议，陈云在会议报告中正式提出“国防第一，稳定市场第二，其他第三”的财经工作方针。12月，陈云在政务院第61次政务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明年财政支出首先加强国防，不仅要组织地方武装，肃清残余土匪，而且要准备新兵、民伕、作战经费，加强陆军空军装备和海防建设。这些虽然属于军事装备，同时也是为财经建设。因为没有坚强的国防力量，国家经济建设得不到保证，什么也不可能顺利。”

当时，美、英等国加紧对我国实行经济封锁和禁运，部分进口工业原料来源困难，价格大幅上涨。随着工业原料价格的上升以及朝鲜战争的影响，其他物价也开始不稳。为从根本上稳定金融物价以保障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必须增加收入，削减支出。陈云提出“对支出用‘削萝卜’的办法，对收入用‘挤牛奶’的办法”。“削萝卜”就是尽量削减一切可以削减的支出，“挤牛奶”就是尽力增加可能增加的财政收入。 正是由于陈云采取了正确的财政政策和加强汇率、贸易管制，开展对苏联、捷克、波兰和东德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扩大对农产品的收购数量，冻结资金、加强现金管理，取缔投机，打击囤积居奇等一系列措施，才保证了物价总趋势的稳定，保障了抗美援朝的各项军费开支。

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陈云始终关注着朝鲜战局的发展。时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副司令员洪学智回忆：“1951年冬，彭德怀同志派我回国汇报志愿军前线情况。我回到北京后，先向毛主席、周总理作了汇报。第二天，又向陈云同志汇报，谈了两个半小时，他留我吃了饭。我汇报时，陈云同志听得很仔细。他对志愿军的后勤供应和后方交通运输十分关切，焦急地询问了许多情况。他说，哪些问题你们在前面可以解决，哪些问题解决不了，需要我们后面解决，都要及时提出来，免得后方来不及准备。”

担任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成员

1955年1月，毛泽东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听取李四光、钱三强及地质部副部长刘杰的汇报，讨论了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毛泽东强调，“我们国家已经知道有铀矿，科学研究也有了一定的基础，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这次会议做出发展原子能事业、研制原子弹的决定。

3月，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会议在北京召开，毛泽东在会上指出：“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就是我们现在所从事的、所思考的、所钻研的，是钻社会主义工业化，钻社会主义改造，钻现代化的国防，并且开始要钻原子能这样的历史的新时期。”他在《论十大关系》中，进一步明确提出，中国“不但要有更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要有原子弹。在今天的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7月4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成立由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的中央原子能事业领导小组（简称中央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全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该领导小组一直工作到1962年12月中央专门委员会成立。 我国原子能事业筹建伊始，主要抓夯实基础、组织队伍、建立机构、制定规划、争取苏联援助等项工作。推进原子能事业，要靠科技人才。陈云、聂荣臻十分重视科技人才，1956年6月14日，他们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邓小平等接见参加拟制全国长期科学规划工作的科学家。6月19日，陈云与周恩来等参观苏联和平利用原子能科学技术展览会。

1956年4月，聂荣臻被中央任命为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主任，组织领导导弹、原子弹研制工作。同年11月，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国防工业和国防科研工作。在聂荣臻亲自主持下，在科技工作者的不懈努力下，1964年10月，中国终于爆破成功了第一颗原子弹。 到了晚年，陈云和聂荣臻也保持着密切的交往。

1985年6月3日，陈云前往聂荣臻家中看望。他们在一起畅谈老一辈领导人退居三线的重大意义。为了贯彻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年轻化的战略决策，陈云和聂荣臻带头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聂荣臻在十三大上请求辞去党内外一切职务；陈云在十三大上退出中央政治局，十四大之后完全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

1985年6月13日，陈云80岁生日之际，聂荣臻之女聂力来到陈云家里，代表父亲送上生日蛋糕，以示祝贺。

1992年5月14日22时43分，聂荣臻在北京逝世，享年93岁。中央高度评价他的一生，称他是“杰出的、忠诚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之一，长期担任党、国家和军队重要领导职务的卓越领导人”。在上海休养的陈云闻讯后，向聂荣臻的妻子张瑞华致电慰问。

1995年4月10日，陈云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陈云和聂荣臻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们身上所表现出的崇高精神风范永远值得我们学习。他们在交往中所结成的革命情谊，堪称佳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