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千年前的中国古人吃什么_人类饮食的文化变迁

虽然见于史料的人类史仅有数千年，但人类的发展却经历了数百万年。可以说，人类在绝大多数时间里完全依赖于自然界。像其他杂食动物一样，只要是于人体无害的动植物，都是古代先民的营养来源。

不知是哪位祖先首先尝试了一下被雷电或山火烧熟的兽肉，为人类打开了烹饪的大门。从这一天开始，人类的饮食文化开始向熟食转型。可以说，人类最早的发明创造，都是围绕着烹饪来进行的，如烧烤架、陶瓦罐等。

在人类存在的前两百万年中，人类的生活方式与其他哺乳动物大同小异，食物的来源均是自然生长的动植物。不过因为生态环境的变化，人类食物的来源是不稳定的。

人类文明的开端，是以“游牧”到“畜牧”的转变为标志的。在这以后，人类有了不同于其他高等动物的生存方式。而由“畜牧”到“农耕”的转型，更是开启了人类发展的新篇章。

根据我国考古界对湖南玉蟾岩、江西仙人洞的考察结果来看，至少在一万年前，中国人就已经开始从事农业生产。当然，人类在农业领域的探索，经历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舜典》中有这样的记载：“黎民阻饥，汝后稷，播时百谷”。从这段记载中，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远古人类的种植范围非常广泛，仅供食用的谷物，就足有“百谷”之多。在《诗经》中，我们也能看到“百谷”的记载。

直到东周时期，才始见“五谷”的说法。这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那就是经先民们的不断筛选，最终从上百种可食用的谷物中，挑选出了最便于种植、烹饪、消化的五种，也就是“粟、黍、菽、麦、稻”。

“四大发明”堪称人类发展史上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不过之所以“四大发明”的影响力如此之大，还要得益于人类交通发展、文化传播。其实，中国“农业四大发明”才是对人类发展影响最大的，也就是“稻、粟、菽、茶”四种作物。

根据俄罗斯学者瓦维洛夫的研究，在世界范围内，中国是最大的农作物发源地。现今，世界上总共有六百种重要的农作物，其中一百三十种发源于中国，占总数的两成。

那么，古人主要的食物是什么呢？

东胡林遗址、南庄头遗址的考古发现表明，一万年前的人类以粟米作为主食，粟米也就是现在的小米。可以说，古代小米在各粮食作物中处于领先地位，且领先其他粮食作物几千年。

由于“虞朝”的存在尚存争议，所以我们仅从夏朝开始盘点中国古代的“粟文化”。夏、商、周三个朝代，粟米被誉为“百谷之长”。粟米的主导地位，一直持续到唐朝。汉代晁错的文章《论贵粟疏》中，就详细介绍了粟米于国家的重要性。

面条这种食物在多个国家都有，意大利人称面条是两千年前由意大利人发明的，阿拉伯人则称面条是阿拉伯先民的发明。殊不知，在民和剌遗址中，我国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碗四千年前的面条。由此可见，中国人的“面条史”远比其他国家早得多。不过，当时的面条不是用小麦粉制成的，而是用粟粉制成的。

虽然在四千年前，我国的先民也在种植小麦，但小麦的产量却始终差强人意，因为没人愿意种植这种作物。古人还没有意识到脱壳后的小麦有多美味，而是像食用豆类一样，直接食用煮熟但未脱壳的小麦。显然，这种烹饪方式，会让小麦吃起来口感坚硬，且不方便消化。

或许古人也曾尝试将小麦脱壳，但由于工艺过于复杂，所以当时的人们仍只能吃未脱壳的小麦。石磨的发明者鲁班，赋予了小麦全新的食用方式。有了石磨，小麦终于得以升级为面粉，由这种食材所引申出的食物也成了“面食”。

汉代石磨逐渐普及中原，小麦的种植面积也逐渐拓展。唐朝时期，小麦已成为与粟米对等的农作物，二者的地位并驾齐驱。最能展现这一点的，就是德宗年间颁布的“两税法”，朝廷已将小麦作为征收的对象。

中国的农业之所以繁荣昌盛，离不开爆炸式的人口增长。虽然，畜牧业同样能够保障人类生存，但相比于畜牧业，农业可以供养更多的人口。而粟米之所以渐渐退出“主流农作物”的行列，也是这个原因。粟米虽然耐旱，味道也不错，但产量根本无法与小麦、水稻相提并论。

随着时间来到宋朝，水稻迎来了属于它的种植高潮。晋代之前，我国南方地广人稀，南北朝时期北方战乱频发，越来越多的北方人选择迁居到南方。安史之乱所带来的人口大迁徙，使中国的经济中心不断向北方迁徙。来到南方的中国人，发现南方的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水稻，一年多熟的种植环境也让水稻产量大幅提高，足以供养北方的人民。

从“饭稻羹鱼”乃至“鱼米之乡”，虽然表面上南方人的生活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但在潜移默化之中稻作经济逐渐成为南方经济的核心。为什么会有那句“赋出天下，江南居十九”？就是因为南方的稻作经济的繁荣已成为大势所趋。到了明朝，时人已习惯以大米为食，明人的粮食供给中，水稻占七成。

由于“小农经济”是我国古代社会的特色，所以有不少朋友想当然地理解为，中国古代的农民固守自封，不思进取。实际上，这是一种偏见，我们不能用现代的标准审视古代社会。打个比方来说，夏天必备的水果西瓜是从非洲引进的，南瓜的原产地是美洲，辣椒也只是在近几百年才成为西南人民的美食，小麦与玉米都是“舶来品”。

这些历史像我们说明了一个问题，那就是我国的农业文明是多元文明，古代先民绝非不思进取，反倒非常善于改良创新。

聊完了主食的发展史，我们再来看看副食是如何在中国人餐桌上普及的。

前文中我们提到，中国的畜牧业早于农耕业，但这并不意味着古人能享用到大量肉食。从先秦的文献中，我们能看到许多关于“羹”的记载，其中有牛羊羹、兔羹、鱼羹等。羹，是一种烹调方式，肉羹和现在的肉汤差不多。

仅从文字的记载中，各类“羹”就已让人食指大动。遗憾的是，史料中虽然对“羹”这种副食的记载比较多，但它并不像前文中我们介绍的主食一样，人人都可以吃到。在先秦时期，唯有贵族阶层才能吃到这种食物，大多数老百姓根本无缘尝到“羹”的美味。

对此，且看孟子的著作。孟子留下了一篇“畜牧指南”，其中详细收录了时人的养殖技术。但是，在这篇指南的末尾，孟子提出了一个令人落泪的理想，那就是让每个老百姓在七十岁之前能吃到肉食。在讲究“素食主义”的今天，孟子的理想无疑是令人匪夷所思的。

不过，这就是先秦时期的社会情况，哪怕是统治者，也不能每顿饭都吃肉。唯有在进行大型祭祀时，天子才能动手宰牛。所以，才会有“诸侯无故不杀牛，大夫无故不宰羊，士无故不杀犬，庶人无故不食珍”。一句“无故不食珍”，说出了多少辛酸泪。

细心的朋友一定可以发现，在历史上不少少数民族是以肉类为主食的，但生长在中原的中国人的饮食结构却是主副食相结合的。前文中我们说到，古代中原政权始终在致力于让老百姓“吃饱”而不是“吃好”，统治者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量保证有足够的粮食让百姓充饥，却无法担保百姓能吃到足够的副食。

不过，虽然副食很难得到充足的供应，但古代先贤们仍本着“食不厌精脍不厌细”的原则，追求更高品质的烹饪。以孔夫子来说，虽然他带着一群门生周游列国，连吃饱饭都成问题，但他仍不肯放低对美食的要求，在吃肉的时候坚持搭配蘸酱。

可以说，古代人的餐桌上，调味品是非常重要的一环。从最开始用肉糜加盐的简单烹饪“肉醢”，到南北朝时期人们用粮食酿造的酱、醋。在潜移默化中，中国人的食物已经发生了剧变。随着调味工艺的日渐完善，中国人有了属于自己的饮食符号——“鲜”。虽然，直到明清两朝，我国才出现了“鲜”的说法，但“鲜”却是中国饮食文化中最独特的一部分。时至今日，外国人仍没有发明出任何描写“鲜味”的词汇。

从第一个尝试熟肉的人类，到能尝到世间百味的我们，人类的饮食文化经历了如此巨大的变迁。正所谓“民以食为天”，不论何时，食文化都是中华文化不可或缺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