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会馆怎么来的_北京的会馆基本概况

北京的会馆，不同于今天的会所和俱乐部，相近于公所。是封建社会科举制度和工商业活动的产物，乡土观念和圈子文化的独特现象，创始于明初朱棣永乐帝，兴于嘉万朝，盛于清康雍乾时期，式微没落于民国，过渡到现在成了有其名无实的会所或俱乐部。

一、会馆。人性使然，趋利避害心理作用而形成的意识形态派性的人，天生就喜欢聚堆和结社。会馆就是在这种认识和利益原则基础上成立的，为便于亲情、乡情、友情的固化和质押，北京的会馆大都由同乡或同业人员组成。会馆的形式大约有三种，管理大体方式有三样。

会馆形式：第一种形式，试馆性质的会馆。得位不正的朱棣迁都北京后，为消除心中阴影，在模糊建文帝存在，效仿李世民开疆拓土亲征蒙古、繁荣文化事业编纂永乐大典的同时，积极推行科举制度，大规模开科取士，满人入关以后，承明制，科举制度得以延续。据统计，自光绪三十年即1904年取消科举止，明清两朝共在北京举行会试201场，每场科考的举子大约有六七千人，累计共有130多万人次，这些人撇家舍业，千里迢迢来京应试，人吃马喂开销很大，有些贫寒家庭出身的举子不堪重负，于是一些在京为官为宦或发了财的同乡人出面或出资开办了一些官僚、缙绅和举子居停聚会之处，故被称成僚馆或试馆。

第二种形式是具有“商帮”或工会性质的会馆，俗称行会会馆。常言说，在家千日好，出门时时难。在当时的社会和人文环境下，异地经商或置业的外乡商人遭受欺凌是常有的事，路途上强盗响马也出没无常，走南闯北商海里闯荡，生命和财产都没有保障，因此，借助众人力量抵御黑恶或地方势力侵扰就是一种智慧选择。商帮或结伙人员构成上，由于地域文化差异的原因，我国存在两种风格迥异的商帮。以徽商为代表的南方商帮，构成人员大部分为有血缘或姻亲关系的族人和亲戚，商帮中或企业内主要人员都是自己人，亲情行会，家族企业，兄弟打虎，父子上阵。还有一种以晋商为代表的北方风格的商帮行会。此类行会和企业，排斥一切有血缘关系的人参加组织、参与经营，甚至连老板也要退居幕后，他们的人员由以地缘关系的本乡人构成，他们认为，虽然具有血缘关系的人容易同成一气，但管理难度大，沟通成本高，远不如质押了家乡亲人信用关系的同乡人信誉度高，欲望强，羁绊少，不仅可以做到“跑了和尚跑不了庙”，而且还有利于丰富和发展圈子文化。第三种形式的会馆——移民会馆。主要有国外或外地迁居客地的移民组成，主要是感情慰籍和生活照应。

遵照人聚则情聚财聚理念建立的北京会馆，各时期有各时期的特性，明朝和前清时期，僚馆试馆居多，功能以举子住宿和缙绅居停为主。清末及民国时期以商会性质会馆为主流，兼以政治聚会或享乐活动，有政治和经济双重利益收获，因此，此时会馆盈街，中心城区就星罗着600余座，繁盛一时。到如今，唯一可与当时北京相媲美的是现在的马来亚槟城和马六甲。会馆的管理方式比较随意，抽象概括起来主要有值年制、共管制和董事会制等三种，具体细节不再讲了。

明清500多年都会的北京，自第一座芜湖会馆建立后，至1949年大约建有600座各式各类的会馆，除个别偏远省市外，内地每省每市几乎都建有自己的会馆，现在除湖广会馆还保留部分外在规制，沿用老名称以外，绝大部分都拆改的面貌全非，挪作他用，甚至拆除了，就连哪些在历史上曾发挥过重要作用，或经历过重大事件的著名会馆，如浏阳会馆、南海会馆、安徽会馆，绍兴会馆和湖南会馆等也踪迹难觅。

二、会所或俱乐部。从光绪三十年科举废止到新中国成立，传统意义上的会馆就已经消亡，代之而出现的会所、俱乐部等徒有会馆其名，实质完全不是一回事。会馆某种意义上讲是达官贵人行善积德的形式，是穷人和弱者的组织。会所或俱乐部则是哪些实力相当、志趣相投、文化背景相似者交际、娱乐和享乐的团体或场所，具有特定对象、高贵身份象征和高品味优质服务的特性。会所与俱乐部虽都是沙龙性质的精英聚会之所，但细究起来，它们之间也略有一些差别，会所更讲究传统和人文一些，俱乐部兼具养心养身，享乐主义色彩更浓一点，正因为于此，近几年，除一些社区会所或治疗养生目的的俱乐部之外，大部分主题会所和俱乐部已风光不在，甚至关门歇业，如红极一时的中国会和长安、京城、美洲俱乐部以及王石田朴珺的北河沿私人会所、杨澜的君顶领袖会所和天宏馆、鸿艺会、雍福会、证券总会、银行家俱乐部等。只有部分高档酒店，如朱美拉、喜来登、希尔顿、万豪、柏悦、雅诗阁、凯宾斯基等内设的会所，以及明星们喜欢的医疗养生会所，如奥亚国际和华康美等还勉强维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