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君臣如何议定朝事_明朝确立了什么制度

明宣宗宣德七年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公元1432年3月29日，本日清明节），皇帝朱瞻基宣召“三杨”之一的西杨、大臣杨士奇到文华殿。

其时，朱瞻基谕示：

“记得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二月，曾和您在南斋宫谈论过对天下宽大体恤之事。现在，两年已经过去了，民众不是又有需要宽大体恤的事了吗？”

杨士奇上奏道：

“民众确实有需要朝廷宽大体恤的事体。就只说宣德五年（公元1430年）所确定的官田减少租税数额一事，皇上的圣恩已经下达、朝廷的诏书已经明确、广大的民众也已经知道，户部却搁置此事，不予执行；时至今日，仍旧按照原来的数额征收租税，普通民众因而蒙受冤屈、对此怨恨不已。”

何谓“官田”？

所谓“官田”，乃与“私田”相对，即由官府组织耕种或由民户承种而缴纳官租的田地。

官田为国家所有，不准私人买卖。

明代官田的名目很多：除屯田、庄田、百官职田、学田之外，还有还官田、没官田、断入官田、牧马草场、牲地等。

官田租税一般明显重于同等私田。

明世宗（朱厚熜）嘉靖（公元1522年～公元1566年）以后，官田多私下买卖，官府失控，官田与民田的租税数额逐渐均等。

至明朝末期，官田与民田的差别已基本消失。

听杨士奇这么一说，朱瞻基发怒道：

“可以治户部的罪了！”

杨士奇上奏道：

“这是因袭旧习所造成的弊端，永乐（明成祖朱棣年号，公元1403年～公元1424年）末年的大多数时候，就已经是这个样子了。当年，（朱）高煦造反之时，将夏原吉列为奸臣之首，就是无中生有地用这件事来诬陷他的。”

这里，简单说一下杨士奇提到朱高煦与夏原吉的相关事体。

朱高煦，朱棣次子，明仁宗朱高炽同母弟，其母为仁孝徐皇后。他曾随朱棣起兵，进行所谓的“靖难”，其间屡立战功。朱棣即位后，他被册封为汉王，但不肯就藩，并多次谋取太子之位，均未果。永乐十五年（公元1417年），他被强令就藩于乐安州，仍不悔改。宣德元年（公元1426年），他起兵造反，在朱瞻基亲征之后投降，被废为庶人，囚禁在西安门内，后被覆于铜缸之下活活烧死，其子相继被杀。

当日，朱高煦造反之时，也是和他的父亲朱棣一样，以“靖难”作为借口，发布檄文，列举各位大臣的罪状，将夏原吉列在第一位。

夏原吉之所以被朱高煦列为“奸臣”之首，按照史料分析，原因之一就是：永乐末年，朝廷对民众有宽大体恤的政策，具体而言，应该主要是针对官田减少租税数额一事；但是，户部一直都没有按照朝廷的诏令执行，因而造成了比较大的民怨。故而，朱高煦起兵造反时，要争取民心，就要利用民众的怨恨，结果，主掌相关事务的户部尚书夏原吉自然就成了首列的靶标。这样看来，朱高煦的造反，也是有板有眼的。

听完杨士奇的解释，朱瞻基怒气稍稍有所缓解，他说是：

“现在朝廷准备再下诏令，对民众进行宽大体恤，而减少官田租税一事，必须列在第一位，还需在诏令的末尾特别增加如下内容：朝廷内外，凡参与管理此事的衙署，不得故意违反旨意、不予执行。”

朱瞻基接着说道：

“官田减少租税数额一事，如有衙署还要抗拒、不予执行，朕必定会治它们的罪，绝不宽恕。您现在说说看，要对民众进行宽大体恤，眼下有哪些事情还需要列入？”

杨士奇上奏道：

“所有的事情，都应当按照具体情况进行变通，不应该固持一端。比如说民众躲避逃亡一事，最初是因为赋税和徭役繁重而苛刻、实在不得已而为之的一时偷生之计；时长日久之后，朝廷虽然对这些民众进行了宽宥赦免、要求他们恢复旧业，但是，这个时候，他们的家业已经丧失殆尽；在这种情况下，他们返还故土后既没有生活来源，又要遭受其所欠公家和私人债务的侵扰；如此情势，他们根本就不能返还故土；他们流落在外，在地的官府又不能容留；所以，他们往往逃亡聚集于山林之中，数量从小逐渐变大；这个情景，实在让人忧虑。”

杨士奇接着上奏道：

“希望朝廷能够将恩典下达内外衙署：凡逃亡在外的民众，如果愿意回归故里，命令郡县官府对其用心抚慰救助，准予豁免租赋、徭役等，以示优待；如果不愿意返还乡土，听凭其于所在之地附入户籍，编为属民，并由官家提供田地和房屋供其耕种、居处，免除三年差役，希望借此可以让其恶劣的处境得以改善、让其不安的心情得以平稳，这样一来，也可以将祸患消弭于萌芽状态。”

朱瞻基说是：

“这个事情，必须先予执行，这些逃亡的民众，无论是在故乡还是在他乡，都是朝廷的人民，何必一定要逼迫他们还归原籍。无论民众在哪里，只要他们可以安心生活，就足够了！”

杨士奇又说是：

“因各个地方钞法不通，按钞征收赋税的税率，都在加倍执行，这种情况，只是当日一时权宜之计。现在用钞已颇为普遍通行，应该考虑按照一定的标准、减少此前征收赋税时一直加倍的税率。”

杨士奇还说是：

“赋税的缴纳，天下大都用钞，只有湖广、广西、浙江的商税、鱼税还在按照旧有的惯例用银，对此，民众无法忍受其中的弊端，还请裁夺，定为统一条例，全部用钞缴交。”

朱瞻基笑着说道：

“这两个事情，都需要进行变通，凡赋税缴纳用银者，全都改成用钞，一两银可按一百贯钞折算。”

杨士奇接着说是：

“乡间小民之所以无法安然度日，多是因为官员贪财忘义、凶狠残酷，还请朝廷委派风宪官员进行考察，将赃污官员上奏罢黜。”

朱瞻基说是：

“但是，之前如果不罢免刘观，风纪法度也未必能够清正。您这话说的是，只要官员中有廉洁干练之员，也可命衙署具名上闻，依此进行奖赏拔擢。”

关于刘观的事情，据《明史·刘观传》载：

当日，朝廷还没有关于官妓的禁令。宣德初年，臣僚欢宴之时，皆以奢华互相攀比，歌妓布满席前。刘观私下收取贿赂，负责风宪的御史们也贪婪无忌。宣德三年（公元1428年）农历六月，罢朝之后，朱瞻基召大学士杨士奇、杨荣到文华门，谕示道：

“祖宗时期，朝臣严谨端正，近年以来，却贪污成风，是为什么呢？”

杨士奇回答：

“永乐末年，这种情况已经出现了，只是现在更甚而已。”

杨荣说是：

“永乐时期，贪浊之人，没有超过方宾的。”

朱瞻基问道：

“那现在谁最为严重？”

杨荣回答：“刘观。”

随后，御史张循理等人纷纷上书，对刘观进行弹劾，同时，还涉及刘观之子刘福贪赃等不法之事。

为此，朱瞻基大怒，逮系刘观父子，还把弹劾的奏章拿给刘观看。

刘观上疏，进行辩解。

朱瞻基更为愤怒，向刘观出示朝臣先后进呈的密奏，其中有言及他枉法受贿达千金的。

刘观这才服罪。

于是，刘观被下入锦衣卫大狱。

次年，朝廷将对刘观治以重罪之时，杨士奇、杨荣请求朝廷宽恕其死罪。

结果，朝廷将刘辐贬戍辽东，并命刘观随子一同前往。

最终，刘观客死于他乡。

朱瞻基提及的刘观一事，大体如上。

杨士奇又说是：

“各地的军事长官、知府之类，全都是要职，这些官员的确定，吏部往往按照年资晋升，如此，则难免良莠不齐、混杂得位。还请命令吏部，自今以后，各地军事长官、知府等职位有缺，可以让京官三品以上、布政使、按察使等进行荐举，务求选取廉洁公正、端方朴厚、能识大体、可以为国为民者担任；这些保举的官员，仍吩咐吏部进行审核，审核之后，觉得其果真可以任用，然后再上奏闻知，根据其才能，授以官职。这些经举荐而受职的官员，如果此后因贪赃而获罪，那么，保举者也要连坐受罚。还请命令法司，凡是经保举而被授以官职者，如果有人指控告发其有犯罪行为，必须让司法官员先将证人审问清楚，然后再向皇上奏报，请旨得准之后，再行提审对质，希望被保举的官员不会被小人诬陷。”

朱瞻基说道：

“如果保举的人才得当，那就必须全力保护，不要落入小人的算计之中。”

朱瞻基又说道：

“更要督促吏部，必须审慎选择录取县令。”

杨士奇说是：

“近年以来，官吏之中冗员太多，其间很多人昏庸糊涂、愚昧拙劣、不通文辞义理。今后，对官吏进行考试选用时，请令六部、都察院、翰林院会同办理。”

杨士奇又说是：

“现今军民之中，难道会没有文章才学、智慧品德卓然出众的人吗？难道会没有才干智谋、能力武勇杰出、精于武略的人吗？还请命令群臣查访，举荐选用。”

朱瞻基说道：

“进用推荐贤能之士的路子一定要宽广，您说的这些，都是应该执行的。如果旧有惯例对此有所拘限，应当广开门路才是。”

杨士奇说是：

“唐尧虞舜时代，乃太平盛世，那时的刑罚，不会牵连子孙。而今，那些死刑犯的家中，即便是有贤能的子弟，按照惯例，也是不能选拔任用的。”

朱瞻基道是：

“舜诛杀鲧而任用鲧的儿子禹，这是圣人至公之心的体现。”

他又说道：

“刘翀也是死刑犯的家人，他现在不就在侍近吗？您在下发的敕谕之中书写明白：死刑犯中，除了谋反、大逆之外，其余犯人的子弟，凡有文章才学、智慧道德的，全都不需拘限，听凭任用。”

朱瞻基接着说道：

“您说的这些事情，全都可以拟旨并正式颁布。”

杨士奇进言：

“愚臣一人学识经验不够广博，希望再安排一人，共同讨论这些事情，希望可以推衍扩大皇上的恩泽。”

朱瞻基说道：

“这个事情，如果知道的人太多，敕谕还没有下发，内容就已经在外间传遍了。”

杨士奇回答：

“大臣之中，原本就有谨慎笃厚的。”

朱瞻基说道：

“胡濙谨慎笃厚，您与他秘密商议一下，就抄写好稿子送进来。”

君臣对谈至此结束，杨士奇退出，随即与胡濙商议，除与朱瞻基谈及的内容之外，又增加了十多个事项进去，次日清晨，就进呈给皇帝。

对此，朱瞻基龙颜大悦。

农历三月初一日，宽大体恤的诏书就下发颁布了。

农历二月二十八日君臣对谈；次日（二十九日）清晨拟稿呈进；本月农历大月，中间经过三十日的各种程序流程；三月初一日诏书就颁行天下；这速度效率，也是非常值得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