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子恢为何三次被贬_邓子恢被贬的前因后果
邓子恢同志是著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长期的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敢于与各种错误的思想路线和工作路线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并曾因此3次被贬官，但他依然不改对党的事业的忠诚和执着。
(一)
1930年下半年，在党的领导下，全国各地工农武装割据的烽火到处燃烧，先后建立了十几块红色区域，红军总数发展到了十几万人，中国革命的浪潮正在不断胜利地发展。此时，闽西与赣南革命根据地已经连成一片，中央革命根据地初步形成。
然而，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错误统治了全党，破坏了这一大好局面。"左"倾盲动主义也很快影响到了闽西，早在1930年5月，福建省委宣传部长王海萍就来到闽西，他按照中央的指示，要求闽西革命根据地必须"集中一切力量，首先争取湖北之武汉与广东之广州暴动的胜利，以促进全国武装总暴动，完成中国革命"。为了执行上述任务，中央指令闽西新编制建立的红十二军立即开赴广东东江地区作战，策应广州暴动。不久，中央巡视员涂振农又到达闽西，进一步传达贯彻之一方针。
当时，身为中共闽西特委书记和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的邓子恢，在接连不断地得到中央的这些指令后，感到非常茫然和不可思议。但是，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又必须服从这些命令。同年5月10日，闽西苏维埃政府发布了《为扩大斗争告闽西群众书》和《扩大斗争宣传提纲》两个文件，表示"坚决接受中国共产党中央的指示"，命令红十二军6个团分两路向东江进发。
闽西苏维埃政府遵照中央指示，命令自己仅有的一支地方主力红军向东江出击后，很快遇到了两方面的困难：一是红十二军出击东江遭到强大敌军的抵抗而告失败，致使红军士气低落、逃兵日众；二是苏区内部反动势力乘势而起，在后方骚扰破坏新生的红色政权。不久之后，红十二军又奉命北上攻打南昌，闽西苏维埃政府为了保卫苏区，不得不重新集中各县赤卫队另行组建了红二十一军。红二十一军成立以后，中央继续强令这支新建立起来尚未来得及训练的部队出击东江，以致红二十一军再次遭到了重大挫折。面对这一严峻形势，邓子恢不能不冷静地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中央的这种冒险方针究竟是否正确?
7月8日到20日，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召开，王海萍以省委代表的身份，向闽西特委下达了根据中央命令而确定的任务：集中一切力量，扩大斗争到广东去，首先夺取闽、粤、桂三省政权，争取全国革命胜利。邓子恢和张鼎丞在会上提出了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值此夏收时节，在闽西苏区及周围地区的不少民团土匪正蠢蠢欲动，企图放火抢粮；而主力红十二军又奉命北上，远离苏区。因此建议先集中红二十一军消灭团匪，巩固苏区，然后逐步向漳州、厦门等附近地区发展。但坚持"左"倾错误路线者却认为：闽、粤、桂三省总暴动，是中央的方针，是绝对正确的，闽西红军应坚决地、迅速地向广东出击。我们胜利了，即使丢掉闽西苏区也没有关系。邓子恢、张鼎丞虽然据理力争，但是，他们的正确意见还是被蛮横地压制了，他们还被扣上"新右派"的帽子，受到了严厉的批评。
会议最终通过了以"左"倾错误思想为指导的《政治任务决议案》。这个决议不仅全盘接受了中央的"左"倾政策和方针，甚至还错误地指责邓子恢主持下的闽西特委在过去的一年中，由于"受四军党的机会主义路线影响"而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在这样的思想指导下，中共闽西第二次代表大会改选了闽西特委，撤销了邓子恢特委书记的职务。同时，在会议期间，闽西苏维埃政府于7月15日举行了执委扩大会议，改选政府成员，邓子恢被免去了闽西苏维埃政府主席职务，改任经济部长。
邓子恢参加革命工作后，在党的教育和培养下，从一个青年学生，成长为领导上万名红军、赤卫队和几10万群众的领袖人物，他对于党怀着赤诚的感情。虽然，受到了严厉批判，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懊丧，更没有埋怨组织，而是继续努力地去完成党分配给自己的那一部分工作任务。
(二)
1933年，由于国民党疯狂的军事进攻和经济封锁，加之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排斥了毛泽东的正确领导后，在财政经济方面进一步贯彻其错误方针，致使中央苏区的财政日益困难。
然而，面对诸多困难，王明及其追随者为了实现他们进攻和夺取大城市的冒险计划，追求所谓的"正规军化"，盲目扩军，不切实际地提出了"创造一百万铁的红军"的口号。仅从1933年5月到9月，中央苏区就扩充红军近6万人，使主力红军猛增到10万人左右。经费需求的猛增，使得邓子恢领导的财政部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发行公债，提高税率，大量印发货币，从而加重了苏区人民的负担。
对于王明"左"倾错误政策，邓子恢多次表示过反对，早在他刚到苏区的时候，就提出不应取消红军筹款任务，特别是主力红军在白区和游击区筹款是苏区经济的主要来源，更是不能取消。他还认为，苏区的豪绅地主经过多次筹款之后，经济上已经基本破产，单靠向苏区内筹款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外，在苏区经济基础尚未巩固的情况下，过多地征收农业税，加重农民经济负担，将导致农民生活贫困，引起群众的不满。
然而，邓子恢的正确意见却受到了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执行者的否定和严厉指责。1933年6月，苏区中央局召开会议，指责邓子恢在困难面前表现了"机会主义的动摇"，是"毫无节气的不坚决的小资产阶级分子"。并指责财政部的收入建筑在沙滩上，"邓子恢的机会主义的财政政策，则总是眼睛望着石印机"。
邓子恢是一个有着坚强组织原则的同志，他在党的会议上反复申述自己对于苏区财政方针的意见，但中央局作出了他犯有严重错误的决定之后，尽管他在思想上并不认为自己有错误，但仍然按照组织纪律作了检查。
苏区中央局会议之后，由于无情的客观现实已经难以扭转苏区经济的困难局面，王明"左"倾中央就认为邓子恢没有纠正过去的错误，甚至认为他是阳奉阴违，必须继续对他进行斗争。8月9日，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会议，再次对邓子恢开展批判。会议认为，他"工作虽然积极，但犯了许多原则上的错误，如：不注重对地方、富农筹款，把财政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他所注意的，只在向基本群众增加税收。"会议决定：在这革命战争猛烈开展苏维埃财政计划必须随着开展的时候，财政部则是毫不计划，不能应付战争开展的局面，因此邓子恢同志不能继续担任财政人民委员，决定以国民经济部长林伯渠同志兼任财政部长，邓子恢同志为副部长。
在此后的几天里，《斗争》和《红色中华》等刊物相继发表了批评邓子恢及财政部的文章，指责邓子恢"对红军扩大的光荣成绩，感觉到讨厌"，是"向困难低头的真相"。认为"过去苏维埃财政机关的工作，在人民委员会的监督下面，对于供给战争需要建立会计制度等方面，表现了相当的成绩，但在财政政策方面没有坚持正确的方针"。
邓子恢受到这些不公正的指责，并被降职后，依然对党忠心耿耿，毫无怨言，在工作上仍然积极努力，埋头苦干。不久，财政部设立了没收征发局，专事筹款和征集资金，邓子恢兼任了这个局的局长，协助林伯渠努力做好苏区的财政经济工作。
(三)
1953年1月，邓子恢调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他深知，这是党对他的信赖和期望，一方面他感到要参加领导中国4亿多农民摆脱几千年封建统治造成的落后状况，逐步走上社会主义道路，责任的重大，同时，他也感到有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的领导，以及全国农民强烈的革命愿望，对完成这一历史重任充满了信心。
邓子恢根据党的过渡时期总路线和毛泽东的指示，结合自己多年在地方的工作经验，很快明确了农村工作部的任务：在一定时间内完成农业社会化，配合国家工业化，实现全国4万万7千万农民集体农庄，即是把4万万7千万个体农民通过组织起来，过渡到集体农庄。他在这里说的集体农庄，就是后来的高级农业合作社。至于完成这一任务的时间，他认为要根据国家工业化的进度、国际国内形势的发展和工作效率来决定，不能主观确定，但方向是这样。他还指出，中国农业合作化是一项长期的工作，今后5年之内对全国合作化不应该有不切实际的过高要求，"只能要求达到全国农户的百分之三十，要求过高会落空。"
中央农村工作部刚成立时，全国农业互助合作运动正在蓬勃兴起，但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一些地区由于没有认真贯彻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方针政策，在工作中程度不同地产生了急躁冒进倾向：比如，有些地方就提出了"宁多勿少、宁大勿小"的号召；有的地方就讲"谁要不参加合作社就是想走地主、富农、资产阶级、美国的道路。"
邓子恢认为，在"左"倾情绪支配下，合作化运动出现的偏向，已经引起了广大农民的思想混乱，影响了农业生产，必须及时予以纠正。在邓子恢及他所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的努力下，这一年，基本纠正了"左"倾冒进倾向。
1954年9月，邓子恢出席了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并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任国务院第七办公室主任。这一年秋天之后，全国农业合作化以更快的步伐向前发展。但由于合作化贪多求快的不正常发展，加之同年粮食减产，使得一些农民(包括很多乡村干部)对党与人民政府普遍地流露着一种不满情绪。有些地方甚至出现了新建社垮台散伙和社员闹退社的现象。
对此，邓子恢非常焦急，他于1955年元旦前后，向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刘少奇和周恩来如实汇报了农村的情况，并建议中央发出《关于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主要精神是除新区的一些地方尚须发展一定合作社以外，整个运动应转向控制发展、着重巩固阶段，以免出现更为严重的不利于生产的情况。此后，全国各省、市认真贯彻这一精神，经过整顿，巩固下来的合作社为合作化的大规模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时，党内对合作化的发展问题开始出现了分歧，邓子恢的观点受到了严厉批判。不久，邓子恢领导的中央农村工作部被宣布撤销。两年之后，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和"四届政协一次会议"上，邓子恢被免去国务院副总理职务，改任全国政协副主席。受到批判和错误处理后，邓子恢丝毫没有计较个人得失，仍然怀着对党的事业的执著追求，对农民的深情厚爱，继续寻求巩固农业集体经济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