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船事件是哪个国家_黑船事件的影响及意义

1853年7月8日，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官马修·佩里准将率领的远洋舰队强行驶入了日本国江户湾的浦贺及神奈川（今横滨）的海面，拟向日本天皇及政府递交总统菲尔摩尔的亲笔国书，以实现美国与日本国正常通商贸易的愿望。

当四艘装有巨炮、通体黑色、烟囱吐着滚滚黑烟的美国战舰威风凛凛地排成一线停泊在江户湾口时，已实际掌控日本政权并坚定不移执行“闭关锁国、自力更生”国策二百余年的德川幕府领导人终于震惊了，愤怒了，惧怕了，更无奈了，已登船参观过夷人战舰的他们其实也更清楚“黑船”上的63门远射程大炮可以在几小时内就把他们自以为“固若金汤”的江户城夷为平地。

1854年再次抵达日本江户的美国舰队

已接受过美国人蒸汽机车模型与电报机等礼品的江户幕府高官们经认真研究后，决定原则上接受夷人国的通商请求，再向夷人舰队赠送了大米等食物，协助补充淡水，并承诺将夷人的国书代呈天皇，约定来年春天再来谈判签约。

1854年2月，佩里将军又率七艘战舰组成的远洋舰队直接驶入了江户湾内。经过难度不大的谈判，幕府与美国于3月底在神奈川签订了《日美亲善条约》，日本同意对外开放下田及箱馆（今函馆）两港口作为对美通商口岸，允许美国商船上岸购煤加水补粮，允许美国在两地设立领事馆，并允许美国享受贸易最惠国待遇。

紧随其后，英、荷、俄等强国也相继与日本签订了亲善条约。

美国“黑船”的到来，逼迫德川幕府的将军们不得不咬牙打开了严防死守了二百余年的日本国门，更逼迫肆虐涂炭日本数百年的幕藩封建割据体制加速度地走向了死亡。

在德川幕府两百余年的统治期间，为有效防止西方邪恶思想的渗透和污染，将军们始终执行着严格的闭关锁国政策——严格实行自然经济、严禁外国商品、传教士、商人甚至平民入境（其间一度仅允许大清及荷兰两国商人在长崎一地进行有限的货物交易，随船的外国书籍报刊必须严格封箱存于船舱内）、也严禁日本人离境出国，更严禁基督教在日本的传播，久而久之，世世代代生活在封闭环境里的日本臣民也基本视夷人及现代工业文明为“非人及异物”。

因此在美国战舰敲开了日本厚重国门后的近二十年中，日本人又走过了一条坎坷跌宕的血腥社会转型之路，如“下级武士尊王攘夷”之乱、“富国强兵攘夷”之乱、“幕府被迫攘夷”之变、“藩国倒幕攘夷”之乱、“四藩国武装倒幕”之变、“天皇军于幕府军”之战，直到1868年的明治天皇维新变法及反攘夷派复辟之争。

所幸的是，在美国“黑船”推动的日本政治与社会转型的激浪中，除了涌现出了高尚晋作、吉田松阴、大久保利通及木户孝行之流的“改革巨人”及日本国“社会转型思想之父”福泽谕吉外，还在富有变革创新精神的明治天皇积极推动下，派遣以仓岩为首包括伊藤博文等数位大臣、学者及百余青年学生在内的庞大赴欧美考察使团，零距离认识和了解欧美多个现代工业化文明国家的成长路径与发展状况；之后明治天皇政府又向欧美多国派遣了大量的留学生。

身处狭窄岛国，无退却纵深的日本人，被1853年的美国“黑船”惊醒之后，突然发现了自己国家所存在的严重缺陷与不足，因此他们渴望能做出真正的改变，能真正地成为世界大家庭中的成员（明治天皇还将首都迁到了当年签订日美亲善条约的江户，并改城名为东京）。

于是他们迅捷地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对自己国家的政治、军事、司法、文化、教育、经济、金融、邮政、工业、交通、农业及社会管理等多个领域实施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与改进。

更难能可贵的是，日本国民尤其是认识到“黑船通航、国门开放”促成的社会变革并非西方强国之恶意的日本人，非但不厌恶甚至憎恨曾经逼日本开放通商的美国人，反倒尊其为师，并在美国“黑船”当年停泊的港口地区建了“佩里公园”，还建造了“美国舰队来航纪念碑”及佩里将军的雕塑，并由日本改革先贤伊藤博文亲笔书写了如下的汉字碑文：

“北米合众国水师提督伯里上陆纪念碑”。

近年来，有一些习惯于专为他国他民族操心担忧的文人学者不厌其烦地指责当年的《日美亲善条约》是“丧权辱国的城下之盟”，笔者反复研究了“黑船事件”前前后后的过程，发现当年的美国舰队也只是上岸花钱买煤买粮买肉补水，通商贸易后也得按规定缴纳日本关税，日本国也没失掉任何的国家权利，更没受到任何形式的侮辱，与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的情况大体相同，日本还是日本国，天皇仍然是天皇，绝大多数日本老百姓也没有视美国人为万恶的侵略者。

“黑船事件”四十二年后，崛起的日本国战胜了他的师傅大清帝国；五十二年后，日本国又战胜了它曾经的强敌沙皇俄罗斯国。

世界历史的大书就这样翻过了一页又一页，而其中不变的规律显然可归纳成这样一句话：

顺流而行者昌，逆流而行者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