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纣王是个什么样的人_纣王真实的历史形象

传统史书对商纣王（帝辛）的记载几乎没有好事：他宠爱妲己、奢靡享乐、滥用民力，发明炮烙等酷刑，迫害忠良、滥杀大臣，如杀鬼侯、鄂侯，囚禁周侯姬昌，挖叔叔比干心，废重臣商容，并逼跑了王室贵族、贤臣箕子，最终把600年商朝葬送掉。所以自古以来，人们对纣王的评价就是“昏君”、“暴君”，以至于“桀纣”成为坏蛋君主的代名词。

上面说的都还是历代昏君暴君比较“常规”的恶行，此外不少古书还记载了纣王很多“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开徒步涉水人的腿，看骨髓是多是少啊；什么破开孕妇的肚子，看婴儿是男是女啊；挖名为虿（chài）盆的大坑养万千毒蛇，把犯人推里面活活咬死啊……总之人们都说纣王在残酷折磨人方面很有创意和成就。

不过，古书上记载的纣王的种种恶行，难道都是真的吗？纣王真的坏到头上长疮脚底流脓的地步吗？其实我们也曾为纣王的一些行为做过一些剖析，进行过一点“翻案”。比如笔者介绍过，诸如广修宫室、大建离宫别馆，并不是纣王时才搞的，而是多代商王都是如此，而且这也是出于加强对全国统治的目的；再比如，纣王杀死鬼侯、鄂侯，囚禁姬昌，也并不是简单的“滥杀贤臣”，而应该是为了给商朝去除隐患。从这几点我们就可以看出，纣王的很多所作所为，都被后世简单地“污名化”了。

其实早在东周，就有人质疑这种污名化了的纣王形象了。春秋时孔子的著名弟子端木赐（字子贡）就说过：“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子贡的话并不是什么难懂的文言文，意思就是说其实这纣王的坏啊，也没有传说中那么厉害。只不过君子们厌恶处在下流的人，人一旦名声不好了，成了坏人的总代表，就什么屎盆子都扣他头上了。

在打败商人才得天下的周朝时期，有人能怀疑当时社会上的主流观点（即“纣王坏到家”），显然是很大胆的，也说明孔子的这位得意弟子，不是浪得虚名，确实有独立思考的优良品质和透过迷雾看穿真相的独到眼光。不过子贡的这番话，只是结论，并没有论证的过程，说服力好像不太足。

到了20世纪前期，著名疑古派史学家顾颉刚老先生则写了一篇名为《纣恶七十事的发生次第》的考据文章，专门对纣王的所谓罪行进行了系统的考证、辨析。顾老先生把各种古书里记载的纣王罪行，按照古书的成书早晚，一条条地罗列出来，如：

西周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春秋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战国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秦汉时期古书中记载的纣王罪行……

列完表后大家可以非常直观地发现，西周时期（《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篇）记载的纣王罪行，只不过才六条，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上古指地位低下的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而且只是概况性的模糊语言，没有什么具体的详细事件描述；而到了春秋、战国乃至秦汉以后，纣王的罪行就越来越多，而且情节描写得越来越细致，越来越离谱。

举一个具体例子，关于纣王大臣比干的遭遇，《尚书》中公认较早的几个篇章里压根并没有提到；而到春秋时期的《论语》里，提到比干在纣王时期死了，但是不过说“比干谏而死”，并没有讲纣王具体是怎么杀死比干的；而到了战国末期吕不韦门客编的《吕氏春秋》里，就写为“杀比干而观其心”了，加入了比干死亡的具体情形——“被挖心”，后来西汉太史公的《史记》也采用了这种说法。顾老先生通过这种罗列直观地向大家证明，纣王不少所谓罪行，其实都是后世杜撰出来的；一些罪行即便最初古书上有那么个模糊的影子，但是那些残暴的具体细节，却也是后世一代代添油加醋加上的。这也符合顾颉刚著名的“古史层累说”。

所以现在我们基本可以下这样的论断：古书中关于纣王的那些“变态”级的暴行，什么砍腿看骨髓、为验证是男婴女婴而剖孕妇肚子、挖虿（chài）盆养毒蛇咬人、让男女裸体追逐于酒池肉林间等，都是较晚的古书（战国以后的古书）中才有的情节，可信度很低；即便是那些比较常规的昏君、暴君的举动，如好酒好色、广修宫室、任用奸佞、迫害忠良、滥杀大臣等，其实夸大其词之处也甚多，而且其动机也并不能简单地归于纣王骨子里残暴，我们有的已经分析过。

其实就算是时代最古老、可信度相对最高的西周史料《尚书》中关于纣王的六条罪行，也就是“酗酒、信有命在天、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听信妇人之言、不留心祭祀”，也值得说道说道。

我们首先要强调的是，这六条罪行，也都是胜利者周人讲的，不是第三方的中立记述。尤其是其中四条——不用贵戚旧臣、用小人、宠妲己、不留心祭祀，更是后来周人伐纣时武王战场动员演讲辞《牧誓》中的话。打仗前揭发对方的罪状，激发自家的士气，以表明自己是正义之师、对方是必须消灭的坏蛋，骂人时自然是只会夸大，绝不会缩小的。不过即便如此，骂出的纣王罪行，也不过尔尔。

下面，我们就来一条条细分析一下周人描述的“纣王六大罪”。

第一条“酗酒”，这条算确实是真的。古籍《尚书》中，周公在《酒诰》、《无逸》等对周人内部的讲话中，就谆谆告诫周人一定不要学商人酗酒误事误国。而且考古上，殷商遗址中出土的青铜器，也以酒器为多。酗酒本身算不上多么滔天的暴行和罪恶，但继之而后的奢靡享乐、骄奢淫逸、横征暴敛，当然会让商朝王侯贵戚丧失民心。而且商人酗酒，还会导致一个在古代不为人知的严重问题。据考古学家检测商代贵族遗骸，发现商人贵族长期用含铅的青铜器饮酒（青铜是铜、锡、铅的合金），遗骨中含铅量大大超过正常数值。而现代医学证明，铅中毒可以导致人头疼、烦躁、内脏受损，甚至影响人的智力，这势必会影响商王和贵族的执政能力。但是话说回来，商人贵族的酗酒和骄奢淫逸，并非始自纣王。一个大国立国几百年，当权贵族免不了奢侈无度，中国历朝历代莫不如此。把酗酒之罪归在纣王头上，显然没找对源头。

第二条“信有命在天”，这点就有点找茬了。中国自古就有君权神授的思想，朱元璋时圣旨的开头就是“奉天承运皇帝，制曰”。上古之时更是鬼神信仰浓厚，殷人尤其好鬼神之事，我们知道那些殷墟卜辞都是占卜用的。当时不要说纣王，就是文王自己，也占卜弄筮，甚至他后来要称王、要伐商，也自称是“受命于天”。文王“信有命在天”就行，甚至周人还在《诗经》、钟鼎文里大加歌颂，怎么纣王“信有命在天”就成罪过了呢？

第三条和第四条“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其实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也就是用人问题。这条其实看你从哪个角度讲。首先我们要解释一下“小人”的意思，众所周知，在上古，“小人”是指地位低下的人，而不是从道德品质方面来讲的。从贵族时代的“政治正确”来说，一个君王当然要依靠贵族老臣，才是对的；提拔任用非贵族的平民、贱民，当然是错误的。但是从历史发展角度来讲，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趋势，就是从贵族政治往平民政治发展，因为贵族门阀垄断政治，会造成阶层不流动、利益固化。在中国，贵族世袭政治和盛于南北朝的变相贵族世袭政治——九品中正制，历来都是被大加批判的。把平民纳入朝堂的科举制，则是被中外一直大加褒赞的。纣王不用贵族老臣，提拔一些地位低的人做官，换个方式说，难道不是“不拘一格降人才”？当然在选拔的方式，选拔的人是否得当这些问题上，可以进一步讨论罢了。

第五条听信妇人之言，当然指的就是宠信妲己。这条，其实从商人的传统看，应该也不算啥。从考古发掘来看，商人的女性本来地位就较高。我们知道商王武丁就有一个著名的老婆叫“妇好”，她的坟墓里陪葬有代表征伐大权的斧钺，卜辞里也多次记载她领兵出征，可见女人有权在商人那里算不了什么大事。要说妲己干了什么具体的坏事，早期的史料里也没讲出什么，只有到西汉刘向编的《列女传》里，才说纣王好为长夜之饮是因为妲己喜欢，说纣王剖比干的心是妲己怂恿。至于说纣王砍人腿看骨髓、挖虿盆用毒蛇咬人都是因为妲己撺掇的，古籍上并无记载，这些不过是明朝神魔小说《封神演义》中编出的情节。（战国时的《吕氏春秋》倒是记载过纣王砍人腿看骨髓，不过书中说这些是纣王自己的主意，并没有提到这些想法是妲己想出并撺掇的。）

第六条不留心祭祀。通过挖掘殷墟遗址，考古学家发现纣王时期殷商的祭祀确实是减少了，但制度更加完善。纣王时的祭祀制度，把对王室旁宗远枝的祭祀和对上帝、自然神等的祭祀废除了，用牲也不像商朝前中期那样，不再动辄数百地杀牲畜和杀人了。但这种倾向，显然也是历史的进步，说明商人对鬼神的崇信不像以前那样强烈了，人本的思想可能有一定抬头。尤其是祭祀时杀人杀牲减少了，有利于保存劳动力，避免家畜的浪费。最后值得一提的是，纣王取消对王室旁宗远枝的祭祀，应该也是为了限制、剥夺一些王室旁宗远枝后裔的旧贵族的权势。

也就是说，从今天人的角度看，纣王的这“六大罪”，只有酗酒还能算是罪。而从当时人的角度看，也只能说“酗酒、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不留心祭祀”这四条算罪过。总之，罪过虽有，但说纣王多么残酷暴虐，恐怕是算不上的。尤其是那些残酷折磨人的酷刑和做法，基本都是战国以后才有的说法，没有多少可信度。

当然了，很多人会问，既然纣王没有传说中那么残暴，为什么商朝后来会灭亡在他手里呢？这说来其实挺复杂的。首先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上节我们提到的，“纣克东夷，而陨其身”。也就是说对东夷的战争耗尽了商朝的最后几滴血。而关于这我们也分析过，不能简单地用纣王“穷兵黩武”来解释。商末时期纣王对东夷的战争，其实是商人与东夷数百年战争的延续，商代末期帝乙、纣王打东夷，更是在为商人夺取东夷地区的重要战略物资，尤其是食盐。

当然，纣王征伐东夷大耗国力，只不过是商朝灭亡的外因。商朝灭亡的主因，自然还是内因。而一个重要的事实是，纣王接手的商朝，本来也就是一个烂摊子而已。

纣王时期的商朝其实早已经积重难返。要知道，商朝自公元前16世纪成汤打跑夏桀成为中原霸主算起，到纣王时已经近600年。即便在世界历史上，一个王朝延续近600年，也是比较罕见的。综观中国历代王朝，一般只有二三百年的寿数，只有周朝的寿数超过了商朝，达近800年。但是众所周知，周朝后面大半段——东周阶段，王室早已经衰落到不如一个小侯国，所以周朝真正比较强大的时期也就是西周250多年而已。而且任何一朝的帝王贵族，除了开国前期尚能克勤克俭、兢兢业业，一旦承平，都是迅速腐化。号称“满万不可敌”的女真满洲，八旗入关才几十年，到康熙时就不行了，平定三藩几乎全靠绿营；而到乾隆时期，乾隆皇帝在杭州亲自阅兵时，居然当着御驾面出现八旗兵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堕地的笑话。建朝近600年的商朝，到了商纣时期，贵族酗酒无度、奢靡享乐、骄奢淫逸、腐化堕落，其实也是正常得不能再正常的事情了。相比其他朝代，这腐化速度其实已经够慢的了。历史上纣王个人，当然也不是个像明朝末代皇帝崇祯一样的勤俭的皇帝，否则也不会有他奢靡享乐的传说（尽管那些具体的奢靡事儿应该是夸张的）。他没有试图扭转这种风气，反而有所助长，自然是难辞其咎。但是话又说回来，就算纣王企图扭转这种风气，他又能扭转得过来？一个王朝，就如一部机器，一旦这台机器运转日久，部件磨损，任谁也是翻新不了的。这用迷信的说法，就叫“气数已尽”。明朝的崇祯、清朝的道光，都是出了名的勤俭节约的皇帝，但他们的努力根本出不了紫禁城，甚至连紫禁城内都不能改变，更别说改变当时的奢靡风气。所以说，商朝末年，就算不是纣王当朝而是其他什么商王当政，商朝也不可能再撑多久。

其实历史上的纣王，虽然不是个节俭的君王，但也绝不是一个只知玩乐、不图作为的人。实际上他一直在为扭转商朝的颓势、为“重振大商”而努力奋斗着。前面周人指责纣王的很多“罪行”，细想想，换一个角度也可以说是纣王的加强王权的改革措施。

比如“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换句话说何尝不是纣王在改革用人制度？要知道封建时代（指封邦建国时代），贵族权重，君王不过是贵族中最大者。到了王朝末世，贵族势力更是盘根错节、尾大不掉。纣王要想扩大财源、有所作为，一举一动难免掣肘。提拔任用没背景且听话的新人，打击旧贵族的权势，加强对朝政的掌控，是他和处于类似情境的君王们的必然选择。史书上所说的“纣王用费仲敛财”，应该就是这方面的具体体现，而不能单纯看做是纣王为了奢侈享乐。

上面提到的纣王另一罪行——“不留心祭祀”，也是纣王改革祭祀制度的表现。把对旁系先王（指这个先王的后代没有继承王位）的祭祀取消，可以直接减少商王朝在祭祀方面的巨额花费；从政治改革局面讲，这样可以把旁系远枝的王室贵族划出王室之外，从而达到从根子上削弱一些旧贵族的影响力的目的。

纣王的其他一些举措，虽然称不上改革，但同样是为维护商朝统治而实施的。如纣王伐东夷夺青州产盐区，自然也可算作他广开财源的一种努力。东周史书《左传》上提到纣王一个罪行——“纣为天下逋逃主，萃渊薮”，意思是纣王收留天下各国各族的逃亡的罪人、奴隶。纣王此举，显然有快速增加王室控制的人口数量的目的；这种“招降纳叛”的行为，也能起到削弱对手、削弱各诸侯国、方国力量的作用。至于纣王登基后任命周侯姬昌和鬼侯、鄂侯为三公的举动，则无疑是纣王为加强对外服控制而采取的手段。……

当然，纣王的改革虽然有些看起来有一定进步意义，他的很多为政措施算盘打得也很精道，但众所周知，他最终却没能得到自己想要的结果。纣王这个人前面也说过，是个极聪明、又勇武的人。这样文武双全的人，多半都自以为是，或者说刚愎自用。他的那些想法虽然是为了巩固王权，加强商朝的统治，但是因为操之过急、举措不当，最终反而加速了商朝的灭亡。

首先，“不用贵戚旧臣、任用小人”的做法，严重激化了商朝内部新老势力之间的矛盾。纣王起用提拔那些无根基、听话好使的近臣、小人，旧贵族们自然是百般不满；加之他手段强硬，用炮烙之刑等严刑峻法打击异己，企图消弭旧贵族的反抗，自然更加得罪了旧贵族（他们丧了权）。过去都说商朝贵族如微子、比干、商容等人都是因为纣王荒淫享乐而与他产生矛盾；但是古代帝王，私生活上吃喝玩乐再正常不过，何况一个帝王再能吃喝，又能耗费多少？这些贵族之所以反对纣王，更可能是因为纣王打击旧贵族，影响了他们的切实利益和旧的“价值观”的因素。尤其纣王提拔的这些“小人”为了给纣王解决财政问题而聚敛财富，与贵族平民争利，除了贵族又得罪了平民百姓（他们也被征敛），如此一来，纣王就把国内上下贵族平民都得罪完了。商朝的旧贵族，面对纣王的高压，有的逃亡，有的甚至搞暗杀叛乱。《韩诗外传》有云，“商容尝执羽籥（yuè）, 冯于马徒, 欲以伐纣而不能”。也就是说商朝重臣商容，曾想刺杀纣王没有成功。而暗中勾结周人意图借外力推翻纣王的商朝贵族，也为数不少。可见末世之商朝，内部矛盾之激烈。后面我们会提到，纣王的失败，与旧贵族的反叛有直接的关系。

至于纣王收取天下的逃人，招降纳叛，虽然一时扩充了“人力资源”，但这种做法必然严重得罪各国，招致天下诸侯怨恨是免不了的。纣王企图用征召诸侯到朝廷任职的方式来加强对外服控制的目的，显然也没有达到。周侯姬昌当时趁机扩大自身实力；鬼侯和鄂侯有什么举动，传世史书上没提过，但在真实的历史上，鬼侯和鄂侯可能也跟周侯姬昌一个样。羁縻不成，所以纣王最终才不得不用强硬手段来对付他们。但这样做，显然又加剧了商朝与外服诸侯国的矛盾。

除此之外，古人常说，“国之将亡，天有异象”。其实这是把因果说颠倒了。众所周知，唐朝的灭亡、明朝的灭亡，都与当时气候转冷，进入小冰河期，北方环境愈加恶劣，导致北方少数民族南下有关。现代的气象学家通过研究商代的气候也发现，商代的总体温度比现在要高两三度，降水也多，但商朝末年自商王文丁以后，气候有一段转冷的趋势。文献记载，商朝末期发生了大范围的自然灾害，天气干旱，江河绝流，蝗灾不断。内部积重难返，连老天都不断降灾，纣王的位子，显然是很难坐。

所以最后我们总结一下历史上真实的纣王：他有缺点，好色享乐，但说他如何荒淫残暴，恐怕言过其实，尤其是那些离谱暴行，应该都是后人编出来安在他头上的。他精明有才干，想有所作为、扭转乾坤，力图振兴商朝，但是王朝作为一条600年大船早已经千疮百孔，难以裱糊。他面对内忧外患（内部纷争、天灾不断和外部东夷、周人等的反叛），又刚愎自用，一意孤行，没有缓和各方矛盾而是加剧了矛盾，反加速了王朝覆灭。说到底，纣王只不过是一场末代王朝“悲剧”中的代表人物，一位失败的改革者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