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伯承和彭总的命运如何_为何大不同

彭德怀、刘伯承，都是我军的开创者和领导人之一。

战争年代，两位名将或在一线或在中枢，在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中立下了功勋。但是，建国以后的50年底末，两位老帅的命运都遭遇了坎坷。

1958年的反教条主义，66岁的刘伯承成为建国后第一位落难的开国元帅；而在第二年的庐山会议，彭德怀元帅因为“万言书”事件，成为继刘帅之后第二位落难的开国元帅。

但是，同样是在运动中落难，刘伯承元帅后来仍然受到重用，出任战略小组组长，助手有徐帅、粟裕等人，而彭总的遭遇则令人扼腕。

这背后的深层次原因，究竟是什么呢？

长期以来，坊间一直有彭总和刘帅存在分歧的传言。

1932年秋，刚刚进入江西苏区的刘伯承，在红军内刊上发表了几篇批评文章，文章的大意，是红军不会打“正规战”，红一、三军团林总、彭总对此不赞成。

1933年2月，时任红军总长的刘伯承，协助朱老总、周公实施第四次反“围剿”，当红三军团彭德怀接到围攻易守难攻的南丰命令时，在电话里说“是哪个出的主意”。

全面抗战爆发后，彭德怀和刘伯承的位置发生了一个“大挪移”。

1940年秋，百团大战第三阶段，因为日军一个大队深入根据地肆无忌惮，彭总下令129师围而歼之，打响了关家垴围攻战，付出了沉重的代价，重创日军，但未能全歼。彭、刘在关家垴战斗中存在分歧。

到了抗美援朝的第五次战役的第三阶段，志愿军第三兵团60军180师遭遇美军反包围损失惨重，在志司总结会议上，彭总对3兵团代司令员王近山说：

你们不是刘伯承带出来的吗？刘伯承是最讲战术的，怎么还打败仗？

在反教条主义中，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刘伯承元帅是最后一个被点名的。在此之前，李达、萧克、叶剑英元帅也被一一点名。

这次运动，指称“某某集团”是萧克为主、李达为副。

1958年6月20日，怀仁堂扩大会议的代表增加到1004人，列席438人。

6月23日，主席在一次会上，也提到军事院校的教条主义：现在学校奇怪得很，中国革命战争经验不讲，专门讲“十大打击”，而我们几十个打击也有，却不讲……

谈到刘伯承元帅，主席也说了几句很重的话：

他一到苏区，就和“洋大人”搞在一块儿，军事上完全是本本主义、教条主义。抗战时期，好一点……

彭总说：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就连北京也有吹鼓手、抬轿子的……

反教条主义，是在一年前开始，由彭总主持，也得到了主席的首肯。

而当时的刘伯承元帅已在一年前辞去了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职务。但是，在急需去苏军化的大背景下，反教条主义还不能不提军事学院的创始人刘伯承元帅。

彭总曾经表示：教条主义的大本营就在军事学院，司令部在训练总监部。

这两个单位的院长兼政委、第一任部长，都是刘伯承元帅。

但是，主席认为刘伯承元帅是思想方法问题，同时也肯定伯承同志有令人佩服的一面。同时主席指示：检讨发言不要写了，也不要出席会议。决议不要写任何人。

刘帅成了反“教条主义”的头面人物。

但是，在主席眼里是“思想方法”问题，而且因为身体原因可以不到现场。

由于当时刘帅正在上海养病，陈毅等人力主刘帅写一份检查就可以，不必亲自到场。但是，刘帅的老搭档邓公从大局出发，还是建议刘帅亲自到大会做一个表态。

就这样，66岁的刘帅冒着唯一的左眼也会失明的风险，亲自赶到千人大会做检讨。说到动情之处，不禁潸然泪下。刘帅检讨完毕，现场响起了经久不息的掌声。

时光荏苒，转眼到了1959年8月的庐山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时任防长的彭总因为针对经济问题的万言书，被点名批评。紧接着，在随后的会议上，又指出一个以“彭黄张周”为首的某某集团。

庐山会议后，彭总卸任防长，到三线做调研。

但是，和刘帅在庐山会议后不久出任战略小组组长不同，彭总在此后的15年间一直远离了军界。战争年代一颗璀璨的将星和三八线对抗17国联军的“战神”，再也没有回到熟悉的军事领域。

同是落难，为什么刘帅能重返军界彭总却被冷藏到底？

首先，1958年的教条主义是为了去苏军化，早已去职的刘帅还被拿出来点名，无非就是军事学院的代表人物。到了第二年的庐山会议，国际环境、国内形势更加险恶，彭总直言不讳的万言书起到了“火上浇油”的作用。

其次，性格即命运。刘伯承元帅一向温文尔雅、待人宽和，受到错误批判时，表现出了能屈能伸的大智慧。而彭总性格率直、刚正不屈，庐山会议期间本有几次当面沟通的机会，可惜都错过了。

再次，反教条主义的主持人彭总、小组组长邓公，他们对刘帅只是就事论事，所以后来定性的“某某集团”时并没有刘帅。而在庐山会议上，林总的煽风让彭总被列入“某某集团”，而且还是彭、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之首。

最后也是最关键的一点，刘帅虽然被批判，但仍然受到主席的信任，所以第二年还能主持战略小组，4年后又参赞擘画了反击印军的战斗。而彭总再也没有出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