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时轮为何一意孤行西撤_什么原因

宋时轮与邓华这对湖南老乡，一生之中有过三次搭档：第一次是在抗战初期，两人分任八路军第四纵队的司令员和政委；第二次是在抗美援朝时期，邓任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宋任副司令员兼第9兵团司令员；第三次是在上世纪70年代末，宋上将任军科院院长，复出工作的邓上将任副院长。

两人个性迥异，领导风格完全不一样。这一点，在他们第一次合作时就体现得很明显，也留下了很多热议的话题。

晋察冀军区刚成立时，邓华任独立第1师兼第1军分区政委（司令员杨成武），之后以第1军分区第3团为主，组成冀东支队，邓华任支队司令员兼政委，这支队伍也被习惯称作邓华支队，这也是邓华第一次军政职务一肩挑。

1938年2月，邓华支队3000余人从涞源出发，出紫荆关沿长城东北行进，来到了北平以西的杜家庄村。两个月后，从雁北而来的宋时轮支队也来到杜家庄村。宋支队是由八路军120师358旅716团2营为基础组建的，人数大约2000余人，比邓华支队少一些。

两个支队一合并，就编为晋察冀军区的第4纵队，宋时轮任司令员，邓华任政委，李钟奇（开国少将）任参谋长，伍晋南（未授衔）任政治部主任。纵队下辖11、12两个支队，邓华兼任11支队司令员，宋时轮兼任12支队司令员。

6月上旬，为配合冀东暴动，4纵队由平西出发，跨过永定河，向冀东挺进，一路上连克数座县城，于8月中旬和冀东抗日联军在唐山以北的铁厂镇会师。4纵队是正规八路军，官兵多是经历过万里长征的老兵，军政素质自然比七拼八揍起来的抗日联军要好很多，所以各路暴动部队纷纷要求4纵给他们派干部，以加强对部队的领导。

8月27日，4纵队和抗日联军的主要领导在铁厂镇集中开会，宋时轮因事不在，会议由邓华主持。会议达成了一致意见，那就是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推举宋时轮为军区司令员，邓华为政委，李运昌、高志远、洪麟阁为副司令员，下辖5个分区，决心在冀东坚持斗争。

铁厂会议贯彻了延安总部在洛川会议上提出的“以雾灵山为根据地进行游击战争”的指示精神，方向是正确的。不过，当时的敌情非常严重，在冀东坚持斗争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能不能做到又是另一回事。宋时轮没有参加会议，赶回来后，并不认同会上的决议，他认为局势是危险的，在冀东建立根据地困难非常大，他坚持要到热河的都山去建立根据地，下令联军和4纵队一起东都滦河，向都山进军。

在是否坚持冀东斗争这一问题上，冀东的干部基本上赞成，而4纵的干部则有不同意见，这些都是正常的。铁厂会议是邓华主持的，他自己内心是何主张不得而知，但从顾全大局的角度讲，坚持冀东斗争既符合延安指示精神，又符合冀东干部的意愿，身为政委的邓华是不能不拥护的。但当宋时轮非常强硬地提出要去都山时，邓华也并未反对。这与其说是宋过于强势，邓反对不了，还不如说邓本身也倾向于宋的主张。从这里就能看出，宋邓二人在领导方式上确实有很大不同。

实际上，在4纵队向冀东挺进的路上，宋邓二人就有过分歧。宋时轮主张在白河以西建立根据地，邓华还是坚持到平谷以西配合冀东暴动，邓的主张符合总部方针，最终还是按邓的意见执行。之后，宋对一路东进还是心存顾虑，他主张主力分散于密云、平谷以北地区打游击，而邓则主张集中主力坚决向东。这一次，两人争执不下，宋主张分兵，各走各的道。就在此时，冀东暴动已经发生，总部来电催促4纵队挺进冀东，这才促成了和冀东抗日联军的会合。

宋时轮坚持去都山打开局面，其实也是符合总部方针的，但困难程度超出了想象。在进军都山的过程中，4纵队接连遭到强敌阻击，伤亡不小，不得不退到滦河以西。4纵队连忙在迁安开了个扩大会议，研究下一步的打算。鉴于4纵队自东进以来损失很大，亟需休整，加上最新情报表明，敌军马上要集结大军围攻冀东，所以宋时轮和邓华均有意撤回平西。

【参加冀东抗战的八路军战士。抗战时期的冀东是指北平以东，以雾灵山为中心的地区，北靠燕山，南邻渤海，西邻平津，东出山海关】

会上的争论很激烈。以李运昌为代表的冀东干部认为，冀东群众基础好，抗日热情高，我们的力量也不弱，完全可以建立根据地，坚持斗争。但多数人还是认为，冀东是平原，便于敌人机动，对我军非常不利，非要坚持只怕损失会更大。

争来争去，最后做出决议：4纵和一部分联军主力前往平西休整，恢复元气后明年再打回来。联军的其他人留下来打游击，坚持冀东斗争。这个决策实际上是照顾到各方面的情绪，事实上并不高明。

延安总部并不赞成冀东部队西撤的意见，主张把主力放在白河以东的密云、平谷一带，小部分力量放在白河以西。不过，总部并没有下死命令，还是充分尊重前方指挥员的意见，给了宋邓等人很大的自主权。

当初在迁安开完会后，邓华已将意见上报晋察冀军区和八路军总部，尚未得到回复意见，但4纵领导班子已经决心西撤了。这时接到总部的意见，邓华左右为难，便找来李运昌商量（此时宋时轮已率领两个支队先期渡过白河，和邓、李不在一起）。

李运昌还是坚持认为，冀东完全可以坚持，反对西撤，并表示如果4纵一定要西撤，他就带领联军就地坚持斗争。邓华被李运昌说服，决定按铁厂会议的精神办，坚持敌后游击战，建立冀热察抗日根据地。

不过，邓华的决心并不坚定。一方面宋时轮发来电报，说敌情非常严重，敌人将兵分七路大举进攻，平谷、密云一带也站不住脚，叫邓华赶紧带人西撤；另一方面，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也对坚持冀东斗争信心不足，他们也赞同宋时轮西撤的意见。

10月上旬，4纵队、冀东抗日联军、河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在丰润县的九间房开会，还是邓华主持会议。分析形势后，除了李运昌外，其他人都认为敌情非常严重，还是要西撤。其实，之前八路军朱、彭首长已经发来电报，他们也是不赞同西撤的，认为只有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才能考虑向白河以西转移。但眼下众人认为确实已经到了“万不得已的时候”，西撤势在必行。于是，九间房会议决定，除了留下三个各200人的支队在冀东打游击外，其他部队全部西撤。孤立的李运昌只好服从组织决定。

西撤的部队蒙受了重大损失，到达平西时仅剩千余人，令人痛心疾首。李运昌多年后还对此耿耿于怀，始终认为西撤的决策是错误的，当初就应该坚决坚持在冀东斗争。宋时轮和邓华作为主要决策者，承担了主要责任，宋时轮在受到批评时一度情绪激动，组织上给了他严重警告处分。

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冀东的形势确实严重，不光是敌人重兵压境，冀东暴动的部队战斗力不强也是事实，在冀东原地坚持斗争确实困难太大，所以宋时轮坚持要撤回平西也并非没有道理，事实上大多数人也是赞同他的主张的，不能因为西撤损失惨重，就说留在冀东一定正确，历史是不能假设的。

宋时轮这一年31岁，正是血气方刚的时候，行事说一不二也是他的一贯风格。邓华这一年才28岁，刚刚开始独当一面，领导经验不足是难免的。对于这两位年轻干部来说，冀东的惨痛失利确实是交了一笔学费，这对他们来说是无比宝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