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则天为什么崇信佛教_武则天信佛的原因
武则天，作为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位女性帝王，一生充满了传奇，她能够成功登上帝位，离不开当时特殊的时代背景，以及她本人高超的政治手段和过人的决断能力。任何一个政权都需要建立自己的“话语体系”，即构建自身的政权合法性，在中国古代男权社会大背景下，女人称帝无疑是“牝鸡司晨”，尤其需要构建自身合法性。那么作为女帝的武则天，在这方面又有何作为呢？
一、中古时期的正统观
自西周起，中国人就建立起了自己独特的政治文化，作为国家的最高统治者，必须要承接天命。天，一直是中国人心中的最高权威，以此产生了天人合一的思想。“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顺应天意，才能获得正统，从而推翻违背天命者，进行革命。周武王伐纣王时，便说道“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认为自己伐商是替天行道的正义之举。这种天命观，一直为后世的王朝国家所继承。
西汉时期，董仲舒进一步发展了天命观，融合阴阳家学说，构建了汉王朝统治的合法性。他认为：“王者受命于天，天意之所予也，故号为天子者，亦视天如父，事天以孝道也。”应该说，董仲舒的思想中隐含了“以天抑君”的成分，“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但这种思想所产生的更大影响，当是为政权合法性提供了“话语体系”。
这种话语在中古时期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先秦时期，邹衍提出了“五德终始说”，认为土、木、金、火、水五德周而复始循环，以此解释历史变迁与朝代兴衰。这是中国人循环历史观的体现，同时也在中国古代的政治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自己是五德中的哪一个，承接了哪一个朝代，都是事关正统的重要议题。例如，西汉便有水德和土德的争论，并最终定为土德，以此否定秦的统治，认为自己是承接了周朝。此后，五德终始说多有变异，如何循环成为统治者解释自身合法性的工具。
在天人感应思想下，古人异常相信祥瑞、灾异，认为这预示了王朝的兴衰。例如白狼、白鹿、嘉禾的出现是祥瑞，而地震、火灾的发生则是灾异。古代帝王的年号也多用祥瑞，例如汉武帝的“元鼎”、汉昭帝的“无凤”、孙权的“嘉禾”等。
同时，看起来似乎更具神秘色彩的谶纬思想，也在中古时代扮演了重要的作用。谶是发源自民间预言吉凶的语言，纬是附会儒家经书的文本。天命观为人间的秩序蒙上了神学色彩，而谶纬又大大使得神性具体化而可感知。一方面，谶纬成为民间思想的反映，另一方面，谶纬又成为了政治家操控的工具。东汉王朝的建立，刘秀便利用《赤伏符》作为舆论宣传，“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谶纬之学在东汉达到顶峰。
以上天命观、五德终始说、祥瑞与灾异、谶纬都是中古时代的重要政治思想内涵，自成体系。纵然今天看来，其满含了不科学、不理性的成分，但当我们回到历史世界，会发现这些思想在古代帝王构建政权合法性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以至于其成为中国中古时代所有人共同遵守的政治原则，渗透于方方面面。
武则天作为女帝，想要构建自己的政权，自然不能完全脱离了上述知识背景。在这其中，她会有什么创新和传承呢？
二、佛教与周武政权
佛教作为外来宗教，从汉代时传入中国，历经魏晋南北朝的发展，于唐代已经相当繁荣。佛教不仅为中国人带来了新的信仰，更是对中国传统思想体系进行了相当大程度的改造。历史上，信奉佛法的帝王不少，作为女帝的武则天尤其信奉，那么佛教与周武政权有何关系？
武则天时期，在全国各地兴建石窟和佛教造像，例如洛阳的龙门石窟和广元的千佛崖。其中，龙门石窟的卢舍那大佛更是以武则天的样貌雕刻而成，宣扬了武则天的权威。但崇佛的措施，并不能让知识阶层相信女性称帝的合法性。武则天不得不利用佛教教义中的某些因素，来为其称帝张目。
为了宣扬自己作为女性亦可占据天下成为帝王，武则天大大提升了两部经书的地位。一部是《大云经疏》，一部是《宝雨经》，这两部经书都宣扬了女身为帝的思想。《大云经》并非伪经，在北凉时期便被竺佛念、昙无谶翻译为汉语。在众多的佛经中，《大云经》并不起眼，然而其中的女身为国王的段落，“时王夫人即汝……即以女身当王国土，得转轮王所统领处四分之一”，引起了武则天的注意，并下令“《大云经》颁于天下寺，各藏一本，令升高座讲说”。
《大云经》之后，《宝雨经》的翻译也宣扬了女身为帝的思想。由于《大云经》中女身为帝的内容甚少，通过注疏来提升其地位的做法，显得神圣性不足，且稍显牵强。重新翻译《宝雨经》便填补了这个不足。《宝雨经》中介绍了在“佛灭”后两千年，一位“故现女身”的菩萨，会在南蟾部洲成为“自在之主”。这不仅弥补了《大云经疏》内容多注疏的不足，且指出了“女主”出现的具体方位，指向性更为明确。虽然在翻译经文时，武则天的男宠薛怀义等人夹带了许多其他内容，但这并不妨碍武则天对其的重视。她自己便说“《大云》之偈先彰”、“《宝雨》之文后及”，足见其对这两部经文的重视。
除了译经，武则天的称号也极为引人注意。天册万岁元年正月，武则天给自己加号为“慈氏越古金轮圣神皇帝”，不久之后，便去掉了慈氏越古的称号，但仍然称为“天册金轮大圣皇帝”。“慈氏”和“金轮”都极富有佛教意涵。“慈氏”即是弥勒，鸠摩罗什译《弥勒下生经》，内容为弥勒降生人间，感化百姓，劝化人民。武则天加“慈氏”之号，是在宣扬自己为弥勒降生。但该号所用时间甚短，更为重要的是“金轮”这个称号。“金轮”来自佛教转轮王，是佛教中的圣王，其用七宝作为法物，统治人间。武则天修建明堂，便在其中放置了七宝，“曰金轮宝，曰白象宝，曰女宝，曰马宝，曰珠宝，曰主兵臣宝，曰主藏臣宝”。金轮宝是转轮法王的象征物，武则天加金轮法王的称号，是在宣称自己便是佛教圣王。其实，前朝帝王中也有人宣称自己是转轮王，但以官方名义，为自己加该称号，武则天是唯一一个。
三、两难的局面：传统与佛教的碰撞
虽然佛教被武则天用来大肆宣扬自身政权合法性，但传统的天命观、灾异论等依然具有很大的影响。这使得武则天依然得利用其构建自己的正统地位，但同时，传统与佛教的碰撞也产生了不易缓解的矛盾。
传统典籍《周易》中有言：“帝出乎震。”震，并非地震，而是指东方。唐王朝定都关中西京长安，而武则天将都城迁于东都洛阳，除了政治因素外，不得不说也是响应了传统“帝出乎震”的预言。在迁都洛阳的过程中，武则天利用了祥瑞这个工具，表明自己承接了天道。垂拱四年五月，武则天得“宝图”于洛水，这被认为是上天的预兆。是年七月，武则天便“改宝图为天授圣图，洛水为永昌洛水，封其 神为显圣侯，加特进，禁渔钓。改嵩山为神岳，封其神为天中王、太师、使持节、 大都督”。“河出图，洛出书”，洛水中出现天授圣图，无疑是武则天借用传统知识体系为迁都洛阳造势。
祥瑞尚可制造，但灾异的出现却不可避免，当出现灾异时，武则天作为女帝登基便会大受质疑，她如何化解这个难题？武则天时期面临最严重的灾异所致政治合法危机，应当就是新丰山涌与明堂火灾事件。
在传统的解释体系中，发生地震无疑是灾异的表现，“女主盛，臣制命，则地动坼，畔震起，山崩沦”，与女主掌权有关。恰在武则天当政时期，发生了新丰山涌。史料记载：“新丰县东南露台乡，因大风雨雹震，有山踊出，高二百尺。”新丰县在今天的临潼，当时属于京师之地，此地发生地震，自然引起了不小的关注。对于这次新丰山涌，武则天对用传统知识解释的人处以严厉的惩罚。例如荆州人俞文俊上书说：“臣闻天气不和而寒暑隔，人气不和而疣赘生，地气不和而堆阜出。今陛下以女主居阳位，反易刚柔，故地气隔塞，山变为灾。”武则天大怒，将其贬到岭南。但这依然无法给予此次山涌合理的解释，这时武则天又动用了佛教知识来解释。佛教观念里，地震并非灾异，而是佛法无边的证据，佛经中说，佛祖降生之时，便伴随着地震和地涌甘泉。武则天利用这个知识，将这次山涌解释为佛教圣山耆阇崛山，并将此地改名庆山县，“以表国家土德中兴之兆”。
明堂是武则天修建的极具政治意义的礼制建筑，是武则天受命于天的标志。但不巧的是，“证圣元年正月丙申夜，佛堂灾，延烧明堂，至曙，二堂并尽”，一把大火将明堂、天堂焚毁。在传统的解释体系中，火灾自然是不祥的征兆，但也分因人祸而起的“火”和因天灾而起的“灾”。在这次明堂失火中，宰相姚璹站出来，辩护到：“此为人火，非是天灾”。但也有人上书言：“人火因人而兴，故指火体而为称；天火不知何起，直以所灾言之。其名虽殊，为害不别。”暗含贬讽之义。这次事件给了武则天极大的政治压力，她杀掉了自己的男宠薛怀义，也没有再向佛教知识中寻求解释。可能由于明堂大火对武则天刺激过大，使其对佛教知识体系作为正统的一贯做法进行了反思。此后武则天政策也慢慢向传统回归。
中国作为一个古老的大国，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形成了独特而自成体系的政治文化。天命观、五德终始、祥瑞灾异，都是中国中古时期解释自然和人事的有力工具。武则天作为一名女性登临帝位，传统的解释体系对她来说有着先天不足，必须动用传统以外的资源支持其政权的合法性。佛教知识就在这种情况下脱颖而出，这可能与武则天早年在寺为尼的经历有关。从更宏观的角度看，这也与佛教传入中国，改变中国乃至东亚的知识体系有着关联。武则天的举措，或许可以看作佛教知识在中国正统天命观中立足的一次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