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什么时候变坏的_曹操真的被被黑化了吗

东汉末年，面对天下大乱，曹操以汉献帝刘协名义征讨四方，对内消灭二袁、吕布、刘表、马超、韩遂等割据势力，对外降服南匈奴、乌桓、鲜卑等，统一中国北方地区，扩大屯田、兴修水利、奖励农桑、重视手工业、安置流民、实行“租调制”，促进中原地区经济生产和社会稳定。建安十八年，曹操获封魏公，建立魏国，定都邺城。建安二十一年，曹操被册封魏王，权位在诸王之上。

历史是个万花筒，每个后人都能在其中看到不一样的景观。就以曹操为例，在一些人的眼中，他是神文圣武的先驱者；在另一些人眼中，他又成了图谋篡位的奸佞。

那么，曹操究竟是那个站在沧海之滨高呼“幸甚至哉，歌以咏志”的伟人，还是杀人之后感慨“宁我负天下人，毋天下人负我”的小人呢？

与其总结其生平功过进行盖棺论定，倒不如去研究一下曹操在后世人眼中的形象变化。曹操之所以被许多人奉为奸雄，大抵要“归功”于罗贯中先生的那部《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本书的基调非常明显，就是“拥刘反曹”。

整本书里，都将曹操塑造成了不义的大反派，“挟天子以令诸侯”的奸佞，其中更使用了许多夸张的曲笔。在后来的几百年里，以《三国演义》为蓝本诞生的诸多文艺作品，也都沿用了这一基调。但是，在《三国演义》出现之前，曹操的形象还是不错的。

陈寿的《三国志》，是以魏国作为正统的。站在曹老板的“第一视角”上，我们即可领略到曹魏之魅力。在这部史料中，《魏书》的篇幅最多，总共有三十卷；《吴书》少有辞职，有二十卷；《蜀书》的篇幅最短，仅有《魏书》的一半。

文献作者陈寿给予曹操极高的评价，将其尊为“太祖武皇帝”，而只是称刘备孙权为“先主”。“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这份评价，是陈寿对曹操生平的总结。至于这一总结是否中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们不做考量。

继《三国志》之后，又有唐太宗李世民在征讨高句丽期间写的一篇《祭魏太祖文》，这篇文章充分肯定了曹操生平的功绩和能力：“帝以雄武之姿，当艰难之运，栋梁之任，同乎曩时，匡正之功，异于往代”。在“千古一帝”李世民眼中，曹操是个治世之栋梁，不愧为一代雄主。

既然，陈寿与李世民都给了曹操极高的评价，为什么后世曹操的形象会急转直下呢？

其实，后世对曹操评价的转差，是与时势有着直接关系的。一般来说，国家越兴旺，局势越稳定，统治者个人能力越强，曹操的评价便越高。一旦国家面临危机，甚至重现汉末的分裂之时，曹操奸雄的一面就会被无限放大。

例如：在南北朝时期，裴松之在注解三国志的过程中，在释义里加入了许多个人理解，着重去刻画曹操黑暗的一面。不过，此前陈寿与唐太宗给出的高度评价先入为主，所以一时间裴松之的观点无法影响到时人，对曹操的形象亦没有造成太大的影响。

北宋司马光写《资治通鉴》时，王朝正值蓬勃发展的兴盛期。按照前文中给出的定律来看，果然这一时期的尊曹之意占据主导。在三国争霸的历史背景下，《资治通鉴》所采用的纪年为曹魏纪年。然而，到了偏安一隅的南宋王朝，时人对曹老板的看法就不一样了。

或许是因为偏安南方的南宋政权对蜀汉的际遇感同身受，二者跨越时空达成了某种契合，所以“尊刘抑曹”的风尚扶摇直上。《资治通鉴纲目》诞生后，曹魏纪年便被史官抛弃，改用蜀汉纪年。《资治通鉴纲目》的作者是谁？便是大名鼎鼎的朱熹。这位程朱理学的开创者拥有极大的影响力，所以他的著述影响了相当多一部分文人，也改变了舆论导向。

南宋之后，便是蒙古人入主中原的元朝。汉人受到蒙古人的奴役，沦为“下等国民”，汉族的老百姓连名字都不配拥有，只能被称作“朱初一”、“朱十五”、“朱八八”，所以民间的“反曹”情绪空前高涨。这种传统被明朝继承下来，“拥刘反曹”便已经成为绝对的主流。随着《三国志通俗演义》这本小说普及全国，曹操便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奸邪之徒。

与曹操有关的小说情节，有相当多一部分是经过罗贯中先生丑化的。民间艺人在以评书、戏曲等形式对《三国演义》进行演绎时，往往会在小说的情节上平添许多夸张的表演成分，徒增曹操的丑恶。在接触到历史学以前，很多朋友都被局限在“白脸曹操”的思维中。对曹操感兴趣的朋友，大可以《易中天品三国》作为启蒙，重新审视这位曹魏雄主的传奇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