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礼_送礼有什么讲究
什么是“礼”？
对于现代人来说，“礼”是礼节、礼貌、礼仪等美德。
但在封建时代，“礼”不单单是一种品德，还是一门为官之道，更是一种潜移默化中诞生的“潜规则”或秩序。
严格来说，这种“潜规则”本质是上位者或有权者专属的“特权”或“福利”，既然是“福利”，那么，其中自然包含具有物质性的“礼仪”。因此，“礼”又能被诠释为礼金、礼物、礼品。
对于古人来说，尤其是对于那些混迹士林的官僚而言，深谙这门潜规则是相当重要的。想要在古代的官场有一席之地，空有一身能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得懂得“礼”的门道。
提到戚继光，大家首先想到的一定是戚将军的抗倭情结，戚继光绝对是当之无愧的民族英雄。殊不知，除了民族英雄的标签之外，戚继光还是一位深谙为官之道的典型官僚。
中科院近代史研究员张德信先生，在研究戚继光的生平时，提到戚继光的知交好友王世贞在日记中提到戚继光“时时购千金姬进之居正”。
这里面说到的居正，就是大名鼎鼎的张居正了。戚继光为了在官场上仕途通达，所以不惜花费重金，自掏腰包购置娇滴滴的“千金姬”，送到张大人府上。从“时时”这两个字我们可以看出，戚继光与张居正之间的往来相当频繁，绝不止一次两次这么简单。
《万历野获篇》中亦有类似的记载：戚继光为了能在张居正那里留下好印象，所以经常从家乡购买昂贵的海狗肾，作为礼物打包送到张大人府上。
为什么戚继光送礼时会用到壮阳的海狗肾呢？
想来是张大人的家中有太多“千金姬”，以至于，张居正无福消受，需有这些腰子来“以形补形”才行。
放到其它朝代，戚继光的大手笔无可厚非。毕竟，戚继光乃一品武将，即便是在重文轻武的宋朝，其薪俸也多到令老百姓咋舌。不过，戚继光所生活的年代是明朝，还记得以前我们讲过的明朝薪俸制度吗？明廷可谓历史上最抠门的政府机构，明朝官员的薪资标准屡创新低。
按照当时的薪俸标准来看，即便是戚继光这样的一品大员，一年的收入也不过一百多两银子。这点钱买些海狗肾都捉襟见肘，更何况是“千金姬”呢？虽然，各大史料都没有提到戚大人是如何获取这笔采购之资的，不过我们仍可以想见。
既然戚继光能向张大人送礼，那么，戚继光的下属向戚大人送礼时，戚大人是否会照单全收呢？
答案是显而易见的。
各位可能不信，但我们不妨来细数戚继光履历中的反常之处，看看戚继光的收支中有怎样的问题。戚继光去义务招兵买马的过程中，在西门戚宅里碰到了同姓的远房亲戚戚孟满，两人在一块攀了族谱，说戚继光祖上从义务迁居到安徽已经是十三代之前的事了。
找到本家的戚继光，在临走时不忘送这位远房亲戚“古铜五事一副，云锣一面，玉杯一只，金百两”，还大包大揽地承建了戚家的祠堂。寻祖溯源的情况在历史上屡见不鲜，重视门第的古人向来讲究族源，所以花点钱是理所应当的。
可别忘了，当时的戚继光还只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参将，他的俸禄估计不到一百两。但为了修建戚家祠堂，戚继光轻描淡写地拿出了一百两金，这笔钱是怎么赚来的？
戚继光与俞大猷在舟山抗倭时，俞大猷因得罪了严嵩、赵文华等人，被扣上了“追缴不力”的罪行。在当时，俞大猷的罪行是相当严重的，按照明律此罪应下狱处死。为了捞回俞大猷，戚继光凑了三千两银子，上下疏通关节，这才保住了俞大猷的小命。
三千两绝非小数，即便在戚继光发迹之后，这笔钱仍可抵得上他几十年的薪资收入。那么，戚继光这三千两银子是从何而来呢？答案是显而易见的。由此可见，即便是在讲究清廉的明朝，那也是“有钱好办事”，一些潜规则只是变得更加隐晦，却从未消失。
戚继光生平有大志，他的人生理想就是“封侯非我愿，但愿海波平”。不过，想要完成这一伟业，单凭戚继光本人的能力是远远不够的。相比之下，俞大猷的行事作风比戚继光更加光明磊落，但他的仕途却相当波折，接二连三地遭到政敌和上级的排挤，经常有被罢免之忧。
戚继光想要与上司处理好关系，保住自己的兵权，那就得出卖自己的操守，委曲求全。我们知道，张居正虽然是历史上出了名的有为之臣，但他却是个贪财好色的贪官。面对这样的上司，戚继光又能怎么办呢？
倘若戚继光没有办法保住自己的位置，那么他就没有兵权，遑论平定倭寇？戚继光能掌握时势，左右逢源，遵守当时的游戏规则，这便是戚继光的能力之一。在当时的官场上，上司有个人爱好，下属都会力求满足。送礼，就是最简单的办法。
正所谓“伸手不打笑脸人”，即便是在面对一位刻薄的高官时，只要先投其所好准备好礼物，便已为自己铺设了一条不败之路。唐人张故写过一部小说集，名为《幽闲鼓吹》。这部书里收录了这样一则发人深省的故事：
中唐年间，京都发生了一桩大案，牵涉了许多位高权重的官员。不过因为有人从中动用关系疏通关节，所以这起案子始终不能结案。宰相张延赏是个眼睛里揉不得沙子的人，他听说这件事后相当恼怒，立即召见了各级司法官员，命令他们在十天之内解决此案。
谁知，翌日一大早，张延赏刚刚来上班，便看到自己的书桌上面压着一张小便条，上面写着“三万贯钱，请宰相不要再过问”。张延赏勃然大怒，立即将小纸条撕了个粉碎，命令属下抓紧办案。谁知第二天一大早，桌子上照例出现了一张小纸条，上面的数额变得更可观了：“五万贯钱，请宰相不要再过问。”张延赏怒不可遏，命人在两天内结案。
结果第三天，张延赏桌子上的便条再次“加倍”，上面端端正正地写着“十万贯钱，请宰相不要再过问”。张延赏失落地摇了摇头，说道：“都说钱可通神，这十万贯钱恐怕真的能通神了。倘若我不收这笔钱，恐怕这笔钱就能让我招致事端了。”无奈之下，张延赏只能收钱了事。
这便是“钱可通神”的典故。
在古代官僚的眼中，钱连神都可买通，更何况是凡人呢？
因此，在古代官场上，形形色色的小人物都在致力于给上司送礼。明朝万历年间，张居正回家奔丧时便享受到了“权”所赋予的福利。为了让张大人旅途更舒服，钱知府一早便命人制作了一顶奢华的轿子，单轿门就有好几层。
更令人瞠目结舌的是，这顶轿子非但配备了寝室，还有凉亭和侍奉丞相大人的童子。就这样，由三十二名轿夫抬着的奢华轿子，载着张居正浩浩荡荡地南下归乡。这场面，堪比外国的总统出行，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
沿途的官员听说张大人喜欢品尝美食，所以张居正的轿子每过一处，当地的官员都会准备上百道菜，供张居正品尝。为张居正准备美食的各级官员中，还要属前文中提到的钱知府最知张大人心意。
他知道张居正的口味，所以亲自下厨烧制了一桌吴地佳肴，让张居正美美地吃了一顿。张居正吃罢之后，相当满意地对钱知府说道：“我这一路上吃了那么多美食，从没吃饱过。今天吃了这桌菜，总算是能吃个饱了。”
在古代官场中，礼品往往代表着人品。潘祖荫是咸丰时期的进士，官拜军机大臣，位高权重。在他任职期间的某个假期，有许多官员去潘府打麻将，众人聊天时，无意间提到某地的提督。潘祖荫对此人交口称赞，说这人不但有能力，还颇有德行。
在一个桌子上搓麻将的李文田听罢，问潘祖荫道：“这人可有什么显赫的政绩？”潘祖荫说道：“不知。”李文田又发问：“这人相貌如何？”潘祖荫答道：“不知。”李文田好奇道：“既然这人没有什么建树，大人又没见过他的面，为什么说此人德才兼备呢？”
潘祖荫说道：“前段时间他送我一个名贵的鼻烟壶，所以我觉得这人不赖。”只一个鼻烟壶，便让潘祖荫对该官员有如此之高的评价。从这件事上足以看出，礼品在古代官场交际中起到的作用是超乎想象的。
说到这，不由得让人想起《夏洛特烦恼》电影里的桥段，老师记不得学生的样貌事迹，却偏偏记得学生曾送出的礼物，此时此刻，岂非恰如彼时彼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