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被贬黄州之后的经历

苏轼一生风雨飘摇，他本是北宋文坛的领袖，博采众长，是集官僚、文士、学者三位于一身的复合型人才。

可是问题偏偏就出在他的文士身份上，他与变法派不和，自请外任离开朝堂，几番改任后，在湖州任内写了《湖州谢上表》，措辞激烈，语气愤懑。正是这篇文章成了政敌手中的把柄，他们罗织罪名，造出了一桩“乌台诗案”，苏轼的人生从此陷入低谷。

苏轼的出身乃文学世家，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母亲程夫人也是富有文化素养的女子，她对苏轼兄弟俩细心教导，苏轼自幼天资聪颖，年纪轻轻就进士及第。他饱读诗书，年少成名，可以说是春风得意、英姿勃发的杰出少年。更何况这位英杰还胸存大志，“奋力有当世志”，积极参与朝廷的各种政事，希望为国尽忠。

然而很快他就发现朝堂并不是一个和平的地方，这里政见不同就势如水火，党派间你死我活的斗争让这个敏锐的文人意识到不妙，便及早抽身离去，远离了京城这个是非之地。在密州任职时，他身先士卒，带领军民抵抗蝗灾；在徐州执政时，他又身先士卒的站在抗洪救灾的第一线，将灾民的损失降到最小，除此之外，在当地的教育问题上，苏轼亦是亲力亲为教化百姓，把兼济天下的文人理想贯彻到底。

可是政敌并没有放过他，元丰二年（1079），他因“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锒铛入狱，史称“乌台诗案”。乌台诗案对于苏轼的打击是巨大的，他虽然没有被判死刑，但心灰意冷之下，从此绝了“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的致仕念头，对政事再无念想。

谪居黄州初期，面对残酷的现实，他一度陷入失魂落魄的绝望处境。造福苍生的愿望幻灭了，既然不能“平天下”，那就把目光放在自己身上，先从“修身齐家”开始。为了缓解苦闷消极的情绪，他致力于用文学疏解个人情怀，其率真的性格在这时候流露出来。他经常自嘲：“自笑平生为口忙，老来事业转荒唐”。自己非但没有给家人带来荣华富贵，反而一事无成，连累亲友一起遭罪。

在黄州的生活十分穷困，连住处都是朋友帮他申请的城东军营废地，只能节俭度日。每逢月初，他把四千五百钱分成三十份挂在屋梁上，每天用画叉挑一份取用，用不完的就用大竹筒储存起来日后用来招待宾客。到黄州的半年后的元丰三年（1080），他的积蓄就用光了，这让他十分忧虑。苏轼曾和朋友的书信中写道：“此中百般粗糙，江边弄水挑菜，便过一日。”

但苏轼作为一个乐天派，封闭了几个月后，豁达的性格终究使他走出来，他在当地结交了许多朋友，其中既有季常等高雅之士，也有樵夫等平民白丁。他对此也很自豪，自述道:“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

经历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后，苏轼渐渐走出了贬官的阴影，放下了往日的功名荣辱，积极享受生活。还发掘了美食家的天赋，研究菜谱，兴致勃勃地写了《猪肉颂》《二红饭》等作品。到黄州一年体验了世间百态后，他反思自己过去的三十年，自认为思想得到了极大的升华，“故我非今我”，这标志着苏轼已经克服了心理障碍。

因此，元丰四年（1081）正月，他在去岐亭时写了一首诗：“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已摇村。稍闻决决流冰谷，尽放青青没烧痕。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此诗名为《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这一年多来，他结识了潘生、古生、郭生等新的三位好友，虽然生活条件艰难，但有半生好友、一壶浊酒，还有这初春的生机盎然景色，此生足矣。

苏轼有文人常见的“寒梅情节”，对梅花可谓是情有独钟。“数枝残绿风吹尽，一点芳心雀啅开”，也正是这种无畏寒冬的“寒梅精神”，让他获得了新生。苏轼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乐天派文人，即便身处逆境也不自怨自艾，而是投身诗书、拥抱佛老，达到随遇而安的境界。

他生在一个积弱的北宋朝廷，所有有志之士都竭尽所能扭转乾坤，其中就有苏轼这样闻名天下的才子。苏轼夹在党争之间苦苦挣扎，难以自保，最终逃不过坎坷命运。但他的一生依旧充满了旷达豪放，有多少人能像他一样在几经沉浮、命悬一线后还能保持平静悠然的心境呢？

每个人在低谷时都应该读一读苏轼的这首《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他的诗词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期许，对生活的热爱，对仕途的感触，对过往的淡然。正如林语堂先生在《苏东坡传》中这样评价苏轼：“总之，我们所得的印象是，他（苏轼）的一生载歌载舞，深得其乐，忧患来临，一笑置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