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是怎么被推翻的，明朝的老百姓是如何逼到造反的

01

大明的税赋很高么？其实国家规定的也就三十税一，中国历史上就没有比这个更低的税率了，就算加上明末的三饷，也就是十税一、二的水平。

这个税率当然不重，那为什么明朝的老百姓活不下去呢?

孙可望在贵州时，实行十税六了，按理说应该民不聊生才对。可为什么大明治下的农民忙着造反，孙可望治下的农民却在安心务农呢？

因为在分割劳动果实的时候，大明朝廷吃一成，农民自己吃两成，而“封建主”们吃七成。而孙可望的集权政府，国家吃六成，农民吃三成，“封建主”只能吃一成。所以，这种提高赋税的“暴政”反而让农民的生活改善了。

那么，这里的“封建主”指的谁呢？就是地主、基层官僚。

明清时期的中国，被称为中央高度集权的封建国家，中央集权，集的是什么权？军政权力高度集中在皇帝手中。这就是万历二十年不上朝，依然没有政变的原因所在。这要是搁在隋唐时期，皇帝都换几回了。

但这样的集权，在军政权力上可以实现，在经济上，由于当时的中国都是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所以皇帝并不能完全控制国家经济，所以必须通过一些基层力量来实现。

国家在地方和基层治理上，完全属于一个半空白状态。因为地方的权力实际上被“封建主”所掌控。

在征税上，我们说三十税一，但这个是国家的标准，交给谁来做呢？当然是地方官。

国家征收人员一来，他们会到每家农户去收么？当然不会，那不得累死。所以他们就实行包税，你们这个府今年交多少，你们这个县交多少。交不齐？那很好办，拿你县令的家产来抵，然后杀头。

地方官的做法自然是向下摊派。

县老爷在征税的时候，胥吏们对农户自然是有多大劲使多大劲。而征税是不对佃户征税的，直接对地主征税，不少农户为了逃避胥吏的盘剥把自家土投给地主家。中国又一贯是人多地少，你不佃人家的地，有的是别人想佃，佃户到了地主家就成为地主家的一劳动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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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地方官实际上是一个承上启下的角色。

朝廷派到一个县的官员，少则几个，多则十几个，这些人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是有编制的。

这么点人想要管理一个县，难度自然不小，这就得靠胥吏了。一个县有快、壮、皂三班，吏、户、礼、兵、刑、工六房，所用的胥吏少则三四百，多则上千。这些人的工资，朝廷是几乎不怎么管的，想管也管不了。

那么，胥吏的收入从哪里来呢？自然是用好手中的权力，去刮老百姓。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基本工资没有，但是提成高啊！

如此一来，就等于国家把对基层的控制权让渡出去了，胥吏们只要能维持官府的正常运转，交够了国家的税收，具体过程官老爷一概不问，不出大事就行。

那胥吏是哪里来的呢？这些肥缺当然不会来自普通农户家庭，而是来自于有钱人的家庭。这样的职位，只要自己的家族不倒，就可以长久的干下去，甚至成为世袭。

户房的书办就是世袭的包税人，刑房的书办就是世袭的司法官，快班班头就是世袭的治安官，壮班班头就是世袭的守备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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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3

放贷也是进行人身控制和土地兼并的重要手段，只要你借了钱，就有办法让你一辈子还不清。只要你活着，就有办法让你借钱。

农民身上有五座大山：税、役、捐、租、债。

皇粮国税，是交给国家的，但征税的人都是“封建主”。

徭役，是给国家服的，但是安排徭役的人都是本地“封建主”。

捐，是地方政府的临时加派，负责征收的那批人还是本地的“封建主”。

租，是佃户上缴给地主的，官府完全不过问。

债务问题，那就更不用提了。

那农民可不可以反抗呢？

“封建主”手机没有军队，但是有乡勇组织，也就是民团。这个维护“封建主”利益的准军事组织，主要目的是用来对抗土匪么？那倒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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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4

如果只是这样，只要能活下去，老百姓也能忍受，中国老百姓的承受能力使大家都知道的。

但国家还有大动作啊，什么大动作？

比如，明朝的藩王就藩，按时需要土地的，以万历的福王来讲，就藩洛阳，需要200万亩良田，注意这是良田，不是土地。如此巨大的数字，河南一省都无法满足，最后在河南、山东、湖广三省的合力之下，才勉强满足。而万历皇帝的亲弟弟潞王就藩需要的土地是120万亩。

这样的事件，都是胥吏的狂欢节，利用这样的机会，大肆搜刮，中饱私囊。

万历皇帝时期，万历还进行了开矿和增税，这些都派遣太监进行。太监哪里会什么开矿，直接层层摊派，并中饱私囊。

万历用十年时间一共收了569万白银，而一个叫马堂的太监一个人只用了七年就贪污了130万两。而一个叫陈增的太监，他手下一个小太监就贪污了40万两。万历收的钱，还不及太监们到手的五分之一。而基层的胥吏们又那会放过这样的好事，层层压力自然又到普通农民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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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还有人说，那不还有科举么？只要考上科举就能逆袭。

要知道，读书时有代价的，是需要时间的。

真正的穷人，每天起来就得为一日两餐奔忙，不让一家人饿死，哪里来的时间读书。

我们常听到有中举者回忆自己读书时候，家境不好。他这里说的家境不好，是指相对大户人家，相对官宦家庭。能够安下心来读书而不参加劳务，就已经不是真正的穷苦家庭了。

纵观明朝276年，中进士者24595人，真正贫寒之家出生者，不足百分之五。

这么艰难的日子，难道不会去告官么？

“屈死不告状”的说法可曾听过。

县衙里办案的人大多连工资都没有，指着办案养家糊口，他们每日都在找官司，你去告官，对他们来说，正是送上门的肥羊。

06

到最后，留给农民的路其实只有两条：要么压迫至死，要么造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