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禄山为什么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安禄山的结局
安史之乱起于755年12月16日，结束于763年2月17日，而安禄山死于757年1月29日。按理说，主将一死，军心就涣散，失去战斗力。而为何安禄山死之后，叛军依然叛乱达6年之久，并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这里面有什么原因呢？
这还得从根源说起，可能还会稍微说得有点远。
唐朝初期在土地制度上实行的是均田制，这个均田制的起源于北魏。北魏初期，因为战乱，人口急剧减少，田地大量荒芜，国家手里有大量的无主之田。国家就把土地平均分给农民耕种。那个时候，不仅农民可以分到田，连牛和奴婢都可以分到田。如果说每个农民都可以分到田，那中国农民千年以来“耕者有其田”的朴素愿望不就实现了么，真是一件大好事啊！
但事实上，哪有那么简单。随着社会的稳定，人口增加，田的数量是固定的，但人口增加了，田就不够分了，就不给牛和奴婢分田了。到了唐朝，人口进一步增加，连女人都不给分田了。但唐朝人口进一步增加，政府手中无田可分。
唐朝就把田分为两种，一种是永业田，这种田是私有，不用归还，不准买卖。一种是口分田，到时候需要归还。但唐朝也规定了两个特殊情况，百姓迁移和无力丧葬的，准许出卖永业田。事实上土地买卖已经屡见不鲜。
说完了均田制，那么就要说说建立在均田制度之上的府兵制。
府兵制的建立者是北周的宇文泰。
该制度最重要的特点是兵农合一。府兵平时为耕种土地的农民，农隙训练，战时从军打仗。府兵参战武器和马匹自备，全国都有负责府兵选拔训练的折冲府。
那农民为什么心甘情愿的自带粮食，自带武器去打仗呢？那是因为政府免费给了农民土地啊。这本质上是一个双方互惠互利的方式。
但是这个方式到了开元年间已经实行不下去了。
贞观十三年户数大致为304万、口数1235万左右。神龙元年户数升至615万、口数3714万。玄宗执政后，根据葛剑雄估算：唐朝人口最高值大致在7000万至8000万之间。人口如此大规模的增长，事实上国家已经没有土地来分。而另一方面，土地买卖盛行，而唐政府对原来授田的农民横征暴敛，农民不堪忍受，或纷纷逃亡，或出卖土地而投靠贵族官僚地主为佃客。
均田制本意是，政府给了农民田，农民去给政府打仗。但现在没有田可以分，已经分了的田又被贵族官僚阶层大量买了去。这个时候，建立在均田制之上的府兵制玩不下去了。唐政府，这个时候，就只能开始实行募兵制。
唐玄宗为增强军事力量，实行了募兵制。募兵制由国家招募丁男当兵，供给衣食，免征赋役。这就减轻了农民的兵役负担，节省了府兵往来与路途的消耗，有利于生产的发展，国家也得以建立一支强有力的军队。
不过，募兵制中间有一个问题。募兵制招来的士兵以当兵为职业，成为了职业兵。当兵的人属于家中青壮年，他当兵的俸禄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一些失去土地的流民也被吸进了军队，这样减少了社会的动荡。
而另外一个方面，将领长期统帅一支军队，如果不进行调动，兵将之间有了隶属关系，导致军阀的形成。
这个时候，就可以回到我们的问题了，为何安史叛军在安禄山死后，仍然继续作乱。因为，这些士兵是靠当兵生存，靠当兵养家。只要安庆绪、史思明能够给他们足够的待遇，他们就可以作战。而安庆绪、史思明在前面的战争中积累了大量财富，运回了后方，也能够支付给他们足够的俸禄。所以他们的作战也很英勇，在他们那里，没有什么正义，让自己和家中的妻儿老小活下去就是最大的正义。
这里稍微远一点。
这种情况，在安史之乱后，又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安史之乱后，叛军的军士被安排在河朔等地。这些军士成为了时代的宠儿，成为了藩镇真正的决策者。
下面这句话可能会颠覆大家之前的观点：安史之乱的失败者是唐朝政府和安禄山、史思明等叛军首领。而最大的胜利者是那些活下来并被安置在河朔、淮西、淄青等地的中下层军士。
陈寅恪在 《隋唐政治史述论稿》中有一段经典的论述：
安史霸业虽俱失败， 而其部将及其所统之民众依旧保持其势力，与中央政府相抗, 以至于唐室的灭亡。
根据唐史专家张国刚统计：广德、乾符年间，藩镇动乱171起，中央和藩镇之间的冲突22起，藩镇内部动乱是149起。而军士发动的动乱是135起。节帅杀部下14起。我们常常讲藩镇割据，但实际上藩镇割据的统帅们，常常需要提心吊胆害怕部下发生兵变。
我们来看看唐史专家隋唐史岑仲勉在《唐朝历史教训》一书中制作的表格。
赵翼对这段历史是这样说的：
秦汉六朝以来，有叛将，无叛兵。至唐中叶以后，则方镇兵变比比皆是。“逐帅杀帅，视为常事”。
我们知道，唐宪宗曾经在军事上短暂地收复了河朔三镇，在战斗结束之后，国家无力承担战争期间巨大的军费开支，决定“销兵”，而“销兵”得结果就是三朝心血毁于一旦，基层军士立即发动叛乱，河朔复叛。
魏博牙军、宣武悍卒、徐州骄兵在那个时代是一个巨大的利益团体，也实际上是整个动乱的源泉。
这里说远了，回到我们的主题。
安禄山死后，叛军依然保持着强大的战斗力，持续叛乱。核心原因是均田制度瓦解之后，产生了大批流民。国家改府兵制为募兵制，很多失去土地的流民成为职业兵，当兵是他们养家糊口的方式。谁给他们职业，谁给他们利益，他们就给谁卖命。
就如同王夫之对这段历史的评价一样：
“利在此而此为主矣，利在彼而彼为主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