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海打虎什么情况，蒋经国上海打虎打成了什么样

1948年下半年，随着军事上的大溃败，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状况十分糟糕，通货恶性膨胀，经济面临总崩溃的边缘。当时，有人做了统计，1937年能买两头牛的钱，到了1947年7月只能买三分之一盒火柴，物价上涨了近六万倍。而到了1948年8月，情况更恐怖，与1937年一月至六月的平均物价作比较，这时候的物价已经上涨了五百万倍到一千一百万倍。

为了挽救经济的总崩溃，维持其摇摇欲坠的反动统治，1948年8月13日，蒋介石在庐山牯岭搞了一个所谓的“经济紧急处置方案”出来，决定实行包括发行金圆券、限制物价和收兑金银、外币等内容的“经济改革”。

这一股“币制改革”的飓风刚一吹出来，许多人立即就嗅出了野蛮的“掠夺”意味，其中不乏对蒋介石忠心耿耿的国民党大员，上海市市长吴国桢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位。

吴国桢认为，”币制改金圆券，如国库无若干之准备金，则此事非常危险。“

为了表明自己的态度，向蒋介石施压，吴国桢甚至说出了这样的话，如果一意孤行，非要”改革“，上海市政府不愿过问，可由南京直接派员管理。

言下之意，上海市政府不配合，不参与，更不愿背灾难性的黑锅。

但蒋介石根本不听。

仅仅过了六天，在蒋介石的授意下，国民政府即明令公布了”经济紧急处分令“，其主要内容是——

自1948年8月19日起发行”金圆券“，以300万法币兑换1元金圆券，相当美金零点二五元，同时限期收兑黄金、白银、银币与外汇；限期在10月20日前兑换完毕；限期登记本国人民存放在外国的外汇资产；整理财政，加强管制经济，以稳定物价，平衡国家总预算及国际开支。

因为上海是当时的财富中心，加之吴国桢不愿参与其中，为了尽快搜刮掠夺民财，处分令始一公布，蒋介石即任命中央银行行长俞鸿钧为上海经济管制督导员，他的大儿子蒋经国为副督导员。

对于这项任命，明眼人一看便知，俞鸿钧不过是个挂名的摆设，蒋经国才是那个手持大棒的实权人物。

此时的蒋经国三十八岁，论政治素养他还处在只看湖面不见湖底的幼稚阶段，但论野心抱负，他却是血脉膨胀，黑白不分，嚣张跋扈的。得到父亲蒋介石的任命，在动身前往上海之前，他特意拜访了继戴笠之后的特务头子，南京国防部保密局的毛人凤。

蒋经国对毛人凤说，上海各种势力盘根错节，你要协助我贯彻任务。

毛人凤不敢违抗”太子“旨意，随即做了两手布署：一、保密局上海站站长刘方雄将全力配合，直接提供有关情报；二、任命淞沪警备司令部稽查处稽查大队第三大队大队长程义宽为经济检查大队大队长，接受蒋经国直接指挥。

蒋经国说，刘方雄这个人我不认识，最好由你们上海站原站长王新衡出面配合，我与他是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同学，我们之间有信任，好办事。

毛人凤说，王新衡因竞选立法委员，已经辞去上海站的工作。我看这样办好了，我请王新衡出面担任督导员与上海站之间的联系工作。今后凡是上海站获得的有关经济情报，都通过他呈送给督导员，督导员有什么交代也由他转达到上海站。

与毛人凤达成一致，意味着蒋经国未到上海，他的身上已经穿上了让人望而生畏的黑衣，手里已经握有了行之有效的黑枪。

有了这个基础，蒋经国自认为已经掌握了打“老虎”的手段。8月21日，临行之前，他对好友贾亦斌说：“这次领袖派我去上海负责执行经济管制和推行币制改革、发行金圆券的工作，任务是艰巨的。但我一定要排除任何阻挠，只要是违犯国法者，不论其官职有多高，财力有多厚，我都将坚决依法惩办，不徇私情，相信成功可期。”

8月23日，蒋经国抵达上海，立即在中央银行督导员办公处正式办公，为表明自己的决心与态度，他以《上海向何处去？》为题发表了一份告上海人民书。

在这份告书中，蒋经国宣称：

“投机家不打倒，冒险家不赶走，暴发户不消灭，上海人民是永远不得安宁的。”

”本人此次执行政府法令，决心不折不扣，决不以私人关系而有所动摇变更！“

为此，他还特意搬来北宋政治家范仲淹的名言：”宁使一家哭，不使一路哭“，并喊出了”不惜以人头来平物价！“、”打祸国的败类，救最苦的同胞“、”打倒豪门资本“等一系列的口号，来表明打”老虎“的决心。

此份告书经报纸传开之后，顷刻之间，上海街头出现了一支万人规模的”打虎大队“，他们身配美式手枪，声势浩大，所到之处，刀光剑影，杀气腾腾，他们任意闯进工厂、商店、仓库、民宅，掘地毁墙，翻箱倒柜，搜寻金银，没收货物，强迫市民将手中的金银外汇兑换成金圆券。

在蒋经国的铁腕行动中，首先遭殃的不是什么大老虎，而是蝼蚁般的平头百姓。在很短的时间内，平头百姓的腰包悉数被掏空，换来的却是草纸不如的金圆券。

可悲可恨的是，蒋经国对此毫无惭愧同情之心，相反，在反动荒谬的逻辑下，他根本无视上海百姓的悲苦，一再宣称这是“爱国”的必须之举，谁不服从，谁就是“祸国的败类”，必遭到严厉制裁。

在当时，蒋经国最痛恨的就是有人说他”只拍苍蝇，不打老虎“，因而在掠夺百姓的同时，他时刻不忘摆出一副棒打老虎的”正义“姿态。

这是一种粉饰。

也是一种不切实际的野心。

初来上海的一段时间，蒋经国曾接连召见上海经济界的头面人物，例如刘鸿生、荣尔仁、钱新之、杜月笙等人，并且宣称：”你们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谁手里有多少黄金美钞，我们都清楚。谁不交就按军法办理。“

然而，这些大老虎并不惧怕，私底下他们认为蒋经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假武松。

眼见这些大老虎拒不配合，蒋经国被激怒了。

9月1日，蒋经国举行记者招待会，宣布已经传讯的十人中间，包括杜月笙的次子杜维屏和女婿荣鸿元以及商界名流万墨林、张超等人。

将矛头指向江湖龙头杜月笙后，见激起的动静不大，仅仅过了二十天，蒋经国一口气枪毙了上海滩好几个有头有脸的人物，其中包括扰乱金融市场的大商人王寿哲，泄密的财政部秘书陶启民，以及知法犯法的稽查大队长戚再玉、经济科长张亚民等人。

铁腕的枪声落下，蒋经国还觉得不够，紧接着，他又通过督导办公室对外宣布，正式逮捕杜月笙次子杜维屏、女婿荣鸿元、纸业公司理事长詹沛霖、棉布巨头吴锡龄、永泰和香烟公司经理黄以聪。

听闻”五虎将“被捕，上海滩顿时炸开了锅，蒋经国由此获得了敢碰”大老虎“的美名。

然而，有一些人却对蒋经国的“壮举”很是不以为然。私下里，他们纷纷议论说，蒋经国想得太简单，真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好戏好在后头呢，有他好看的时候。

据时任经济检查大队长的郭旭后来披露——

自杜月笙次子杜维屏被捕后，蒋经国觉得，下一步就可以灭灭上海滩江湖龙头杜月笙的威风了，只要杜月笙彻底低了头，再将那些老虎关进笼中就容易了。

为此，蒋经国决定在浦东大楼召集上海各巨商开会，意在现场灭掉杜月笙的威风。

考虑到杜月笙有可能嗅出其中味道，不来参加大会，一切安排就绪后，蒋经国特意吩咐与杜月笙私交不错的王新衡，要他务必亲自到杜家邀请。

到了开会的那天下午，到会的巨商和各界人士有好几百人，但杜月笙却迟迟不到，蒋经国打了几次电话催请，杜月笙这才姗姗而来。

杜月笙一到，蒋经国立即开始讲话，他的讲话内容大意是这样的：

有少数不明大义的人，兴风作浪，投机倒把，囤积居奇，操纵物价，致近来物价日涨，影响国计民生，本人奉总统之命来上海平抑物价，实行经济检查，将先把囤积的物资调查予以封存，然后按评定价格处理，稳定市场物价，安定社会秩序，今天请各位父老驾临，请予协助办理。各位父老如有亲属朋友囤积物资的，请劝其照限登记。如果逾期不报的，一经查出，即将其囤积的物资没收充公，并予法办。

然而，让蒋经国感到意外的是，自己这一席话非但没有“将”到杜月笙，相反还让对方握到把柄，反手给了一击。

杜月笙说，我杜某人原来是一个坏人，什么坏事都做过，但自从总统执政以来，承他看得起我，把我当作一个好人，我杜某人就没有做过坏事，一心在上海搞社会建设事业，从不违法。现在我老了，而且身体有病，所以把我的事业分给几个儿子去做了。今天我的小儿子囤积了六千多万的物资，违反国家的规定，是我管教不好，我叫他把物资登记交出，而且把他交给蒋先生依法惩办。不过我有一个要求，就是请蒋先生派人到上海扬子公司的仓库去检查检查。扬子公司囤积的东西，尽人皆知是上海首屈一指的。今天我们亲友的物资登记封存交给国家处理，也希望蒋先生一视同仁，把扬子公司所囤积的物资同样予以查封处理，这样才服人心。我的身体有病，在这里不能多待，叫我的儿子维屏留在这里听候处理吧。

讲完，杜月笙当场拂袖而去。

面对杜月笙在众目睽睽下牵出的这只大老虎，蒋经国无法回避，只好先硬着头皮骑上去。

然而，骑虎之后，迎接蒋经国的不是棒打，而是难下。

扬子公司的全名叫扬子建业股份有限公司，是孔家的一宗大买卖，由孔祥熙的长子孔令侃亲主其事。为什么要由孔令侃亲自出马主持呢？其中有很多原因：从狭义的家族利益看，宋、孔二家在蒋家王朝中，争权夺利，此起彼伏，虽有谊属姻亲，实际却充满了矛盾。宋美龄为了在蒋家王朝中壮大其势力，一向一手搀扶一个，自己在中间作为缓冲。但由于宋美龄与蒋介石没有亲生子嗣，而蒋经国、蒋纬国又逐渐长大，有掌权之势，因而宋美龄急需在孔宋家族的下一代中找几个子侄辈来与之抗衡，借以维护她自身的权势地位。按说，宋家下一代应是她的第一选择，可宋氏一门几个弟兄，都是晚婚而子嗣稀少，得子最早而且财丁两旺的只有孔家，因此她很早就把孔氏子女视为己出，而孔家长子孔令侃则是最合适于她培育条件的对象。

另一方面，宋美龄的大阿姐宋霭龄一向在孔氏家族中大权独揽，但自从纱花案、公债案，特别是在重庆的走私案，经《大公报》披露了他们的家丑，其心腹林世良被枪毙后，舆论已十分不容她，加之她又患有癌症，所以到了后来，她再不便亲自出乖露丑。

办扬子公司，孔令侃的野心是很大的。她曾向身边的心腹说：“只要我们集中精力，先把扬子公司办好，逐步扩大，有了坚实的经济基础，就不难像华尔街巨鳄那样，也可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显身手。”

在当时，扬子公司做交易有几个原则：只做现货交易，不做订货交易；售货一律以美金计价；收款一律以美钞黄金为限，万不得已而收进法币，则必在当天换成美钞或黄金，然后再以各种方法把这些美钞黄金变成外汇。

因为手里有大量的美钞黄金，扬子公司利用特权搞汽车外贸，搞走私，搞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其规模之大，收益之爆，影响之恶，在当时都是“首屈一指”的。

对于扬子公司的内幕，蒋经国多少是知道一些的，但搜查的结果还是让他惊愕不已。蒋经国曾亲自带队搜查过扬子公司的一处仓库，仅这一次，仅一处仓库，结果就查封了近百辆进口汽车以及3000余箱300余种呢绒、西药、钢材、染料和玻璃等市场紧缺物资。

对于孔令侃，论公，蒋经国是痛恨的；论私，蒋经国是警惕的。

这一次，证据确凿，加之打虎势在必行，蒋经国便不再客气，针对扬子公司的大搜查之后，紧跟着他就下了逮捕孔令侃的命令。

孔令侃虽然比蒋经国小五岁，但在当时论能量，论手段，他却不把蒋经国放在眼里。

得知蒋经国已向自己开了刀，孔令侃随即张开手脚，跟大表哥玩起了三路对抗。

第一路，在扬子公司的物资被查处之初，孔令侃便以孔祥熙的名义，把上海市长吴国桢请到了西爱咸斯路51号孔公馆，要求对方从中斡旋。

在国民党大员中，吴国桢算是有些良知的。吴国桢本以为孔祥熙已从美国回来，可到了孔公馆，方才发现“前财政部长”根本没有回来，这让吴国桢有了被戏弄的感觉。

因为心中有气，吴国桢对孔令侃说，此事恕我无能为力。

说完，吴国桢即要甩手而去。

这时，孔令侃说，暂且不论扬子公司，蒋经国在上海实为胡来，这一点想必吴市长是有同感的吧？

吴国桢没有回答，但沉默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他默认了孔令侃的说法。

在孔令侃看来，虽然吴国桢没有直接从中斡旋，但他的默认已成利己的一个局面。

何以这么说呢？

见蒋经国打虎势凶，吴国桢曾策略地向蒋介石提出：可以撤掉他的上海市长以平民愤，使经济管制就此鸣锣收兵，一则借以维护南京的权威，再则又可避免蒋经国在上海难以完成管制的使命。

虽说吴国桢无心庇护孔家，蒋介石也没有立即同意，但此举无形之中还是给孔家递上了一副软梯子。

再说孔令侃的第二路对抗。

事发之后，孔令侃的心腹立即给正在南京主持宴会的宋美龄挂去了匿名电话，言称孔令侃在上海遭到了扣押。宋美龄得知消息，当即和上海警备司令宣铁吾联系，宣铁吾证实，孔令侃的确被关押了。

这下，宋美龄坐不住了。

当天，她就给正在北平指挥东北战事的蒋介石打电报，要求蒋介石亲自赶到上海，制止蒋经国的鲁莽举动。紧接着，第二天，宋美龄又亲自飞到上海，召见蒋经国，先痛斥其捕孔，后强硬要求立即释放。

宋美龄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不是虚的。接到宋美龄的电报，蒋介石不顾北平的防务大事，随即撂摊子奔向了上海。

这件事，北平的傅作义是亲见的，后来傅作义说：“蒋介石要美人不要江山，我们还给他干什么！这是我对蒋介石思想失了信仰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蒋介石赶到上海后，按照宋美龄的意思，立即训斥了蒋经国。

周一志在《上海金圆券案之一幕》一文中曾记录了蒋介石训子的细节——

经过宋美龄一夜的“攻势”，次晨蒋经国进入蒋介石卧室大约半小时出来，即现出垂头丧气的表情，接着蒋介石出来接见文武大员，说：“人人都有亲戚，亲戚大大丢脸的事情，请你们各位想一想，谁又能够真正铁面无私呢？我看这个案子打消了吧。”

大家一听此言，只得诺诺而退。

宋美龄胜利了。

蒋经国经过这件事的打击，仰天长叹：“我只有先在家尽孝，尔后对国尽忠了！”

孔令侃是真够狠的，见大表哥被姨妈灭了威风，他非但没有收手，反而发动舆论，妄图进一步搞臭蒋经国。

他通过收买的报社和记者，大肆散布消息，称“在扬子公司查获的大批汽车及呢绒等，并非事实！”，后来更是硬逼蒋经国公开站出来，亲口承认：“在法律上讲，扬子公司是站得住的。”

对败下阵来的蒋经国而言，这很难堪，但更让他难堪的是上海当时的水深火热。

当时的上海，由于金圆券一跌再跌，结果引发了抢购风潮，众多生活日用品都受到了波及。最夸张的是，家里死了人买棺材，也得由棺材店派伙计去“验明正身”，以免有人囤积棺材。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了。

到了10月7日，商店的货架彻底变得空荡了，上海由此陷入了绝境之中。

迫于压力，10月27日、28日，国民党政府在南京召开会议，大多数与会者严词痛斥币制改革，蒋经国成了众矢之的。

11月1日，国民党政府正式公布停止“经改”，取消“限价”。

面对惨痛彻底的失败，蒋经国悲愤交加，他在日记中写道：“商人可恨，但是党内的政客更可恨。”

11月5日，蒋经国终于离开了督导处办公室，那时候，他的“心中实有无限的感慨，几欲流泪”。傍晚至黄浦江时，“觉得格外凄惨”。

对于蒋经国当时的境遇，时人有一段评价说的好——蒋太子上海打虎，大棒看似是硬的，其实里面是朽的，此外，他的膝盖更是软的，所以到头来，他只能是一只被戏耍的丑陋猴子，先敲锣打鼓，后自取其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