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克之是谁，华克之有多厉害

1934年秋天，华克之策划主导的“五步流血”暗杀计划开始实施了。

11月，华克之以南洋华侨胡云卿的名义在南京开办了一个掩护机关——晨光通讯社，华克之自任社长，他当年金陵大学的同学张玉华任编辑部主任，贺项光任采访部主任，即将执行刺杀任务的义士孙凤鸣扮演记者。

当年12月，趁国民党四届五中全会召开之际，孙凤鸣以记者身份携枪成功混入会场，但因为会场戒备森严，未能获得下手机会。八个月后，暗杀小组获得蒋介石的行踪情报，孙凤鸣再次前往准备狙击，但蒋介石护卫森严，孙凤鸣仍无从下手，行动再次失败。

转眼一年过去了，晨光通讯社的活动经费已经告罄，为了暗杀计划不至夭折，华克之派孙凤鸣妻子崔正瑶前往香港，请求“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再次帮忙，设法筹措经费。对于刺蒋，王亚樵是鼎力支持的，这一年来晨光通讯社的活动经费都是由他出面从李济深、陈铭枢那里筹措来的。

这一次，王亚樵依旧没让华克之失望，但将一笔6000元经费交给崔正瑶时，王亚樵请崔正瑶转告华克之，陈铭枢等人的思想已经有些动摇，长期观望不利于计划实施。

崔正瑶携带经费返回南京后，孙凤鸣得知实情深感内疚，他认为自己作为暗杀计划的主要执行人，近一年来一无所获，辜负了大家。

为此，孙凤鸣找到华克之说，11月1日召开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我决心做一回荆轲。

华克之知道做荆轲意味着一去不复返，但为了五步流血，他没有阻止，而是念了两句诗，为孙凤鸣壮行。

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张玉华不忍孙凤鸣只身赴死，提出同去。孙凤鸣没有答应，他说，不要做多余的牺牲，我只有一个请求，行动开始前请将我妻子、侄儿转移到香港，这样我就再无后顾之忧，可以奋力一击了。

11月1日，孙凤鸣将一支六弹左轮手枪以及用于自杀的鸦片膏藏入大衣口袋，胸口佩戴记者证潜入了会场。

按照会议议程，这一天上午7时，全体与会委员先到东郊中山谒陵，随后前往湖南路中央党部礼堂参加由汪精卫主持的全会开幕式。

有了前一次的经验，孙凤鸣知道，他举枪击杀的机会只有一次，那就是开幕式结束后的集体照相环节。

再看这一天上午的天气，天公作美，阳光灿烂，集体照相的环节铁定是不会省略的。大约9点半钟，在会务人员的引领下，两百多名与会委员按照议程步出礼堂，准备在室外集体照相。

就在这个时候，意外发生了。

见现场有些吵杂，警觉之下，蒋介石临时决定不参加集体照相，躲在会议休息室不出来了。大会的另一主角汪精卫见蒋介石久久没有现身，曾去催请过，但蒋介石不为所动。汪精卫无奈，只好领衔这一环节，独自坐上第一排的中间位置。

面对突发情况，孙凤鸣经过短暂犹豫，最终调整枪口，一边高呼“打倒卖国贼”，一边朝汪精卫连开三枪。

孙凤鸣的枪法是好的。在稍纵即逝、万分紧张的情况下，他开出的第一枪射入汪精卫左眼外角下左颧骨，第二枪打穿了左臂，第三枪从后背射入第五、第六根胸脊柱骨部，子弹永远嵌在那里，并且在八年后引发了夺命后遗症。

汪精卫应声倒地后，现场大乱，国民党元老张继率先冲过去抱住孙凤鸣，张学良紧跟着冲过去一脚踢掉孙凤鸣手中的枪。与此同时，汪精卫的卫士拼命开枪，孙凤鸣肺部中弹倒地，未来及吞下事先准备的自杀鸦片膏。

事发之后，几乎所有人都认为汪精卫遇刺与蒋介石有关，汪精卫虎妻陈璧君更是怒气冲冲地闯到蒋介石面前，厉声质问：蒋先生，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不干就是，何必下此毒手！

蒋介石百口莫辩，愤怒，恐惧。

为了将自己洗脱出来，同时借机大做文章，铲除危险敌对势力，蒋介石随即召来戴笠，下令不惜一切代价，查明幕后真凶，肃清一切敌对分子。

戴笠的血腥杀戮，是从试图撬开孙凤鸣的嘴巴开始的。

孙凤鸣中枪后，没有立即死掉，随后他被紧急送往医院救治。为了获取口供，军警命令医生不断给他注射强心针。孙凤鸣忍受着巨大的伤痛，拒不承认自己有什么组织和关系人。

决心赴死时，孙凤鸣反复只说一句话，我是一个老粗，不知道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行动的只是我的良心。

血浸透这句话，孙凤鸣兑现了当初的豪言，悲壮地死在了医院里。

遗憾的是，孙凤鸣的誓死不屈没能拯救他的同志。军警当局根据从孙凤鸣身上搜出的记者证，很快挖出了晨光通讯社这一掩护机关以及华克之等人的真实身份。

大搜捕随之开始。

首先落网的是晨光通讯社的一名公勤人员。此人在上海火车北站被捕后，很快供出孙凤鸣妻子所住的新亚饭店房间号。军统特务很狡猾，掌握这一情报后，他们没有立即实施抓捕，而是将新亚饭店严密监控起来，企图网到更多、更大的鱼。

华克之有一个密友，此人名叫陈处泰，是中国左翼文化总同盟书记、共产党员。华克之秘密策划“五步流血”暗杀计划时，陈处泰一直和暗杀小组成员同住在华克之家中。对于华克之等人的暗杀计划，陈处泰虽然不赞同，但却佩服他们的壮举，所以当得知孙凤鸣已经壮烈牺牲时，他还是不顾危险地赶到新亚饭店，希望能够帮助孙凤鸣妻子崔正瑶尽快逃离上海滩。

哪知道，陈处泰刚进入新亚饭店，军统特务的枪就顶在了他的脑门上。

军统特务知道陈处泰没有参与刺汪行动，但为了挖出更多的料，依旧对他施加了各种酷刑。陈处泰铁骨铮铮，始终没有出卖组织，最终被残忍杀害，尸体被抛进镪水池中，年仅27岁。

陈处泰的无谓牺牲只是这场血雨腥风拉开的一个血口子，随后，孙凤鸣的妻子崔正瑶亦惨遭毒手，张玉华、贺坡光等人相继被捕，孙凤鸣的妻妹、贺坡光的胞兄和老母均未能幸免于难。

然而，让人感到惊愕的是，就在军统特务疯狂追捕杀戮的时候，“五步流血”计划的主谋华克之却没有逃离上海滩，很长一段时间，他就活动在军统特务的眼皮子底下。

有好友提醒华克之，老蒋为了抓你，已经悬赏五万大洋了，还是快快离开吧。

华克之说，灯下最黑，不用担心，我必须留下来设法营救他们。

对军统特务而言，华克之的确是个难以捕捉的对手。他极其善于伪装，各种假牙、假发、假眼镜都是他信手拈来的伪装道具，有江湖传言，只要给他几分钟，他就可以变成无人能够识破、不起眼的陌生人。除此之外，他的警惕性也是超乎常人的，一根针落到地上的响动，他都会视为警钟。

有一次，老朋友胡允恭约他在上海法租界青年会附近的一家小餐厅见面。见面时，胡允恭刚好碰见一个在青年会任职多年未见的老同学，于是就叫来一起叙旧。那一天，华克之没戴假牙，只是装扮成小商贩的模样，交谈中，他无意间说了一句英文，就这一句不当的话，立即就引起了他的警觉。

简单应付之后，华克之匆匆走掉，那位老同学随意地问胡允恭，你这位小商贩朋友竟然能说英语？他是从哪里学的？

胡允恭顺口说，你可别小看他，他曾是金陵大学英文系的高材生，身上还穿着“龙袍”呢。

所谓“龙袍”，当时的上海人都知道，指的是十九路军在福建成立人民政府时特制的袍子。

说到“龙袍”，胡允恭顿时感到失口，赶紧转移话题。那位老同学言语间有意将话题拉回来，这让胡允恭起了疑心，借故告别之后，他连忙赶到华克之住所，想提醒老朋友注意。

然而，当胡允恭赶到时，看到的只是华克之留下的一张字条，有笔生意需要外出，你要多加小心。

胡允恭知道华克之已经转移了住处，还未回过神来，军统的特务已经包围了此地。这时候，胡允恭才意识到刚才遇到的老同学是军统特务，华克之早走就是发现了问题。

由于一直没能抓到刺汪案的主谋华克之，国民党当局很快在杀戮的屠刀上涂抹上了阴谋的毒汁，他们不断放出谣言，先称刺汪案系共产党所为，又称刺汪案是由民国第一杀手王亚樵一手策划。

戴笠为了邀功，借有利局面一举铲除王亚樵这一致命威胁，随即号令军统展开新一轮追杀。坊间传言，华克之是王亚樵手下的四大金刚之一，其实他们只是志同道合的兄弟，并不同在一条船上。

树大招风，豪杰失足。

1936年10月20日，因为遭到兄弟于立奎妻子余婉君出卖，王亚樵被军统特务诱杀于广西梧州。

江湖豪杰代己受死！共产党密友惨遭杀害！无辜亲人备受摧残······面对这汹涌而来血淋淋的现实，华克之愤恨不已，回望数十年来自己所走过的奋争之路，他感到痛苦，更想仰天呐喊。

华克之，1902年出生于江苏宝应一户书香门第。父亲华小冬是晚清秀才，曾为辛亥革命奔走呼号。父亲从小就教育他，男子汉大丈夫应以“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为操守，正气奋斗，大义爱国。

华克之读书很好，高小毕业后顺利进入江苏省第一中学。那一时期，中国正处于“五四运动”的风云激荡中，华克之因为崇拜孙中山，二年级时便以“三民主义信徒”自诩，并且加入了当时尚属地下的国民党。

中学毕业后，华克之被保送进金陵大学，因为品端学邃，练达时事，在反帝运动中有突出表现，1925年后他即进入国民党南京市党部，担任起了青年部长。当时的南京市党部，共计有七名委员，其中四名是共产党员，三名是国民党左派，国共之间亲密合作，革命热情异常澎湃。

然而，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一切戛然而止了。目睹众多共产党挚友、国民党左派同志同时遭到血腥杀戮，华克之义愤填膺，以诗言志，坚决表示要与蒋介石政权绝交：“可绝六亲求民主，怎为五斗事暴君！”

为此，华克之曾三次被捕入狱，幸得国民党元老吴稚晖、蔡元培等人出手搭救，这才得以脱困。

1929年夏秋之交，在王亚樵的建议下，华克之只身来到上海滩，住进了法租界新新南里232号的一处小楼里。

华克之将这一处小楼特意命名为“危楼”，自称“危楼楼主”。华克之告诉常住在“危楼”里的三位密友（张玉华、孙凤鸣、陈处泰），将这里命名为“危楼”，不是说它可能倒塌是危险建筑，而是要提醒大家，天下黑暗，大厦将倾，我等要做为了理想而置生死于不顾的革命志士。

隐藏在“危楼”中的那些日子，华克之等人愈是关心时局，愈是忧愤国事。九一八事变后，眼见国土沦丧，蒋介石不抵抗，尤其是1933年李济深与十九路军将领领陈铭枢、蔡廷锴掀起的反蒋斗争仅经历三个月就遭到了颠覆，危楼志士们终于坐不住了。

华克之认为，眼下蒋某人根基已经非常牢固，要想改变，只剩下唯一的办法，五步流血，搞暗杀。

共产党人陈处泰不赞同华克之的主张，他曾向华克之传达党组织的意见，无产阶级政党不能鼓励去做暗杀的事，偏执冒险，一着不慎，可能导致血雨腥风。既然革命目标一致，你们最好能够参加党的工作，进行正道革命。

那时候的华克之，热血已冲将出来，他没有听从挚交密友的劝告，一意孤行，仗剑而去。如今，热血凝固在一具具豪杰义士的尸体之上，华克之痛定思痛，终于幡然醒悟过来。

求索之路，从来是曲折艰难的。高开低走的人，遇难总想绕，遇险总想避，遇岔总想走捷径，这样的人，路终究要越走越窄，越走越偏，以至于最后走进死路深崖，落一个面目全非，粉身碎骨的下场；有的人低开高走，披荆斩棘，遇挫不折，不馁，有脊梁，有信念，能在黑暗中抱定初心，这样的人，苦难沧桑终将成为他脚下的引路大石，待黎明到来，抬头看天时，已是正道中的巨人，光明处的丰碑。

华克之属于后者。

王亚樵遇害不久，就是刺汪案一周年，幡然醒悟的华克之为纪念死难的战友，特意选在这一时刻书写了自己的宣言——《告全国同胞书》。在《告全国同胞书》中，华克之公开宣称去年11月1日刺杀行动的目标是蒋介石，与共产党、王亚樵均没有干系，只可惜蒋介石没有出场，只得刺杀第二号卖国贼汪精卫。此外，华克之不仅痛斥了蒋介石背叛革命，杀害革命志士的罪行，而且大声疾呼只有接受马克思主义，接受中国共产党的组织领导，才能改造中国，拯救中国。

将《告全国同胞书》发表出去后，华克之还特别用香港九龙总商会的信封挂号寄给了蒋介石。看到这一份宣言战书，蒋介石气得暴跳如雷，立即将通缉华克之的悬赏金额由五万提高到十万，通缉令追加到五道。

华克之知道自己的处境很危险，但因为心中已经有了坚定的信念和方向，整个人显得很乐观，那阶段他时常对人讲，一个人有了坚定的目标，脑袋会更灵敏，脚步会更沉稳。我不会犯错，更不会让敌人得逞，我要到延安去，这一点是肯定的，不容闪失的。

1937年春天，华克之如愿以偿，安全抵达延安。5月4日下午，毛泽东亲切接见了他，并与他进行了长谈。

对于刺汪案，毛泽东没有多加分析，而是强调了一点，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

华克之提出了自己的愿望，希望能够留在延安。

对于华克之的这个愿望，毛泽东站得高，看得全，没有答应。伟人对他说，你的愿望是好的，但现实不允许，如果你留在延安，暴露了身份，国民党当局来文要求逮捕，送南京法办，你我就被动了。作为一名革命者，要投身到能发挥最大作用的斗争中去，我希望你能够回到华南，作为延安与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

这一席话让华克之体会到了沉甸甸的信任，他当即发下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

长谈结束，几天之后，华克之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文件南下。在充当延安与华南民主力量之间的信使期间，华克之一直期盼着组织上能够尽快联络他，交给他新的任务。

1938年秋天，华克之终于盼到了这一天，在香港皇后大酒店里，他第一次见到了华南党组织的领导人潘汉年、廖志承。

潘汉年向华克之提出，希望他能够重返上海滩，联络可靠旧友，展开情报工作。

华克之一口应承，并以《斯大林传》中的一句话作了宣誓：“烙铁烙在你的身上，打断了牙齿，也不能说出同志们的一个地址，组织上的一个秘密。”

就这样，华克之重新启用新的化名张建良，进入了潘汉年的情报系统。起初一两年，潘汉年交给华克之的主要任务是充当好港沪两套情报班子的联络人，这个工作对华克之而言，只是小菜，他利用对上海的熟悉，依靠手中掌握的广泛社会关系，很快就让港沪两地的情报站通畅地联系起来。

1939年，由潘汉年和廖承志作介绍人，毛泽东亲自批准，华克之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正式成为党在隐蔽战线上的得力干将。

此后的十年间，是华克之一生中最具华彩的篇章，许多人惊讶地发现，昔日那个好作霹雳一击的热血侠客，一旦成熟起来，竟是如此地纵横有度，滴水不漏，堪称刀尖上真正深沉智勇的潜伏者。

华克之有位生死至交名叫任庵，他终生使用的化名“克之”，就是这位兄长相赠的。任庵虽在国民党军政界任职，却不满蒋介石的作为，私下同情共产党。刺汪案发生后，任庵也受到牵连，被迫离开南京，到上海做起了旧书古玩生意。

华克之返回上海后，向潘汉年提出，可以争取任庵做一些棘手重要的工作。

潘汉年问，是否有把握？

华克之回复说，我与他定交时曾约定，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他虽不是我党同志，但我相信彼此心照不宣，更相信正道可鉴。

获得潘汉年同意后，华克之面见任庵，丝毫不隐瞒自己的政治观点，他将自己刺汪后颠沛流离以及后来投奔延安，委派华南的经过一一说了，但对自己共产党员的身份却略过不提，只说目前从事的绝对是正义的事业、爱国的事业，希望能够得到兄长一如既往的支持。

任庵明白华克之所说的“正义的事业”是什么，但他亦不点破，只是明确表示，凡是有利于抗日救国的事情，他一定不计较个人利害，尽力去做。

心照不宣有时候比当面要誓言更具力量。

与敌斗争犬牙交错时，为了保护身份异常复杂的红色特工袁殊，华克之找到任庵，请他给军统头子戴笠送一封信。

任庵问，我能否知晓信的大概内容？

华克之说，袁殊是我们同志，他出面主持汉奸组织“兴亚建国社”，是想通过这种途径获得日伪方面更有价值的情报。此信是袁殊向戴笠说明内情，表明未变为抗战效力的初衷，避免军统方面误会而派人暗杀。

任庵心领神会后，以江湖朋友的身份去了重庆，最终带回了戴笠表示可以谅解的回信。

1941年到1942年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战最困难的时期。一方面，日寇集中兵力反复“扫荡”敌后根据地，另一方面，蒋介石也积极利用日本侵略势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经济、军事封锁。

为了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破坏抗战的阴谋，阻止日、蒋之间的妥协，维护国共合作，巩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我党情报人员有一项重要任务，就是想法设法搞到蒋、日、伪之间进行秘密勾结的情报，以便及时采取对策，赢得政治主动。

潘汉年深知华克之在上海活动能力强，有任庵这样的挚交，于是又一次将棘手的任务交给了他。

华克之接到任务，再次找到了任庵。

见到任庵，华克之问，我若身上沾污，兄长是否相信我？

任庵说，当然。

华克之说，推心置腹，我也一样。现在我想请兄长去做一件沾污之事，利用昔日同事的旧交情，主动接近周佛海，我们现在十分需要汪伪的情报。

华克之的真切之辞让任庵十分感慨，他没有多言，欣然从命。

1945年初春，任庵接到一份绝密情报：蒋介石委任周佛海为“京沪保安副司令”，命令他收编、整编在上海各地的伪军，以备反共。

华克之迅速将情报发往延安。中共中央很快将消息曝光在报纸上，从而使蒋、日、伪暗中勾结的内幕大白于天下，造成了蒋介石在政治上十分被动的局面。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上海即将被国民党接受。出于对华克之安全的考虑，党组织计划将他转移到解放区工作。

这是华克之梦寐以求的事，但他没有轻易离开。

当时，潘汉年已经奉命回到淮南根据地，华南情报局总管内勤和机要的张唯一同志接替潘汉年，直接领导华克之的工作。张唯一代号“老太爷”，是一位久经沙场的老共产党员，地下工作经验十分丰富，周恩来和李克农对他十分信任。

华克之找到老太爷，讲了自己的想法，眼下国民党在全国各地抢占战略要地，上海地处东南，距离重庆千里之遥，国民党想在短期全面接受，似乎有些鞭长莫及。而刚刚战败的日本人整日龟缩在军营里，惶惶不可终日。我们可以利用这个真空、混乱局面，来一个浑水摸鱼，为新四军搞一批军火武器。

老太爷觉得华克之的想法是好的，但他同时认为此时浑水摸鱼如同虎口夺食，难度十分大。

华克之说，我在上海斗争了这么多年，绝不能两手空空地离开，我要给党组织送一份“厚礼”。

老太爷问，你准备怎样做？

华克之说，我想利用混乱的局面，对日本人打一场心理战，只要能套住日本人，就能搞来军火武器。

老太爷提醒华克之，目前组织不能配合你行动，你是孤军奋战，一定要注意安全。

华克之坚定地笑了笑。

这一次行动，最能显出华克之见缝插针的超高智商。他首先找到了一位老朋友。此人名叫郑德升，土生土长的上海人，深谙上海世情，能说会道，聪明机变，极为玲珑剔透。

见到郑德升，华克之开门见山地说，我知道郑兄同情共产党，敢作敢为，有正义感，是个非常可靠的朋友。我想通过你的关系，看能不能接触管理军火库的日本人，为新四军搞一批军火武器。

郑德升说，我倒认识一个叫冈田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少将。此人负责管理军火仓库，但通过他下手似乎并不好办，这是个不甘失败的武士道分子。

华克之听了，沉思良久，之后说，棘手的地方往往就是突破口，我想到了一个办法。

华克之的办法是一套特意为冈田准备的心理战说辞。郑德升将这套说辞消化完，找到冈田说，他本人反对蒋介石，对共产党也没有好感，自日本投降后，他很是忧心忡忡，十分担心中国的前途。但目前的局面并非没有希望，他有一位中将朋友，是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心腹，司令长官已经在豫西南划出二十个县，驻扎了嫡系部队，眼下这位中将朋友正在各地接收日军武器，希望能与日军中的有志之士达成合作，另起炉灶，实现“反共兴亚”的事业。

听到这一番说辞，冈田果然来了兴趣，他态度十分积极，说手中正掌握一批武器，如有可能，希望能够尽快见见这位中将朋友。

于是乎，华克之伪装成这位中将朋友出场了，并且将冈田套得死死的。

就这样，没费一枪一弹，转眼之间，华克之就弄来了日军仓库里的540箱TNT炸药，外加194挺机枪。

新四军军部得到这批武器后，托“老太爷”张唯一转给华克之一封信——

华克之同志：

你运来的炸药，已经试验，性能极好，可供江南、江北使用两年三年。194挺机枪，全是新的。望你们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地努力。致以革命的敬礼！

1946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周恩来派潘汉年前往香港，主持香港、上海等敌后地区的情报工作和国民党上层的统战工作。

华克之随之奉命来到香港。

当时，香港的情报班子极缺经费，潘汉年知道华克之搞钱也是一把好手，于是找到他说，克之，这些年你上交组织的活动经费就有42万港币，折合黄金4200余两，现在又需要你去赚钱了。

华克之听了哈哈大笑，之后立即返回上海，结果不到几天工夫就将一张5万元的支票交到了潘汉年手中。

这张5万元的支票，让潘汉年既感到惊讶，又感到钦佩。他拍着华克之的肩膀说，你有一双会赚钱的手，却甘愿做一个无产者。瞧瞧你有什么，只有两件工作需要的西装。

1948年，人民解放战争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中共中央军事首脑机关迫切需要一批准确、精密的国统区军用地图。

这又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华南分局领导一直认为，华克之是完成这项任务的最佳人选。

这一次，华克之盯上了国防部专门保管地图的科长程志锐，办法依旧是抓人心的弱点，通过老朋友向程志锐发起心理战。

华克之的老朋友对程志锐说，共产党军队能战胜国民党军队的一个主要原因是共产党重视游击战，将游击战辅之于运动战，变被动为主动。现在有关方面正准备组织一支两三万人的游击部队，配合国军正面作战，争取创立一片新天地。程兄这时候如能参与进来，变废为宝，谋一个师长位子不在话下。

程志锐问，怎样变废为宝？

华克之的老朋友说，搁在国防部的那些军用地图就是宝，游击战正需要这些地图。

因为野心，程志锐上钩了，最终瞒着国防部二厅厅长郑介民，乖乖献上了这批价值连城的比例尺为二万五千分之一的全国详细军用地图。

由于情报工作的特殊性，十年间华克之究竟完成了多少重大任务，很难有外人可以得知。

人们知道的只是冰山一角。

因此，特殊战线所铸就的丰碑永远是那么的深沉无言。

但那个年代的丰碑，还有更令人感佩的内涵，那就是遭受比牺牲更痛苦的误解与伤害。

1955年5月21日，受“潘汉年案”的影响，正在北京协和医院住院的华克之被直接押往牢房。随后，隐蔽战线的英雄被判刑11年，刑释后又被押往徐州监督改造10年。

苦难屈辱之下，华克之拿出了早年的刚烈，他没有申辩，而是将筷子捅进了自己的眼窝，眼球都掉了出来。

经过抢救，眼睛后来虽然保住了，但一目几乎失明，落下了终身残疾。

人间正道是沧桑。

1982年，党中央决定为潘汉年平反昭雪，华克之随之也迎来了光明。

晚年的华克之十分豁达，他说，人这一生的奋斗，要遭受很多苦难，我不抱怨，只乐观坚信。

1998年1月7日，华克之因病逝世，终年96岁。新华社发表其逝世消息，使用的名字是“张建良”，这是他几十个化名中的一个。

他真实的名字已经淹没在引以为荣的历史中，这或许是对英雄最好的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