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珅有多可怕，和珅到底好不好
嘉庆元年，自乾隆禅位归政，做了太上皇，和珅为保有官场权势、荣华富贵，便开始与尚未真正掌权的嘉庆展开了一系列的宫廷博弈。
嘉庆的韬光养晦，让和珅天真地以为，只要内控军机，外布各省，将朝政牢牢地掌控在自己手里，一旦乾隆驾崩，即便嘉庆有心对自己不利，但面对被架空的现实，也只能乖乖就范，做一个傀儡，任已摆布的“孺子”。
权势在失控的情况，多半是个坏东西。
它带来的不再是自信，而是疯狂和愚蠢。
那一时期的和珅，即是如此，他不光认为嘉庆事实上已被玩弄于股掌，而且以为“改朝换代”之际，老天依旧在毫不吝啬地助他。
看当时朝堂上的局面，一切确像和珅以为的那样，尤其是嘉庆二年，军机首席大臣阿桂病逝，更是让和珅毫不费力就掌控了至关重要的军机处。
据说，阿桂临终前，对前来探望的反和派董诰、王杰，说过这样一段话：“我年八十，可死；位将相，恩遇无比，可死；子孙皆佐部务，无所不足，可死；忍死以待者，实欲待皇上亲政，犬马之意得一上达。”
阿桂对同僚的临终遗言，暗含着深深地遗憾，和珅乃朝廷大患，未能在有生之年为国为民除害，实在是人生一大憾事。
对于阿桂的死，和珅的感觉是，在最关键的时候，老天帮他铲除了一座难以搬倒的大山。
在乾隆朝，和珅整治、打击异己反对派，从来都是先下手为强，手段极其毒辣，即便一时整不死，他也会小人报仇，十年不嫌晚。
唯独对阿桂，二十多年来，和珅总是无法撼动，只能使用“捧杀”的诡计，不断鼓动乾隆，将阿桂派到外地，试图用苦差事将他拖垮、累死。
哪知道，阿桂是朝廷真正的栋梁，几十年不仅没有被拖垮、累死，相反凭借有目共睹的功勋，成了军机首席，擎天一柱。
只可惜，天若有情天亦老。
阿桂活着的时候，在军机处，和珅只能位列其后，始终难以真正掌控这一权力中枢；在全国各地，那一些阿桂的嫡系部将，和珅虽然视之为眼中钉、肉中刺，但因阿桂坐镇朝中，却也不敢肆意打击陷害。
如今阿桂死了。
对和珅而言，这是不能错失地“大好机会”，他终于可以放开手脚、肆无忌惮地清理棋盘了。
在和珅看来，这是他彻底架空嘉庆、剪除潜在威胁的关键一步，必须狠毒，不能手软。
福崧，阿桂麾下的一员骁将，二十六岁就跟随阿桂出征，每逢大战，必身先士卒，奋勇在前。当年甘肃平叛，福崧第一个冲进华林寺，脑袋上的花翎被火枪流弹打掉，他却丝毫不惧，依旧冲锋在前，一边挥刀杀敌，一边沉着指挥。
此战之后，福崧威名远扬。
阿桂向乾隆大力举荐，到了乾隆五十五年，昔日的骁将已晋身封疆大吏，成为浙江巡抚。
和珅对外省督巡的控制，有他的一套官场准则。凡是自己的同盟，回京述职必须携厚礼前来拜见，和珅也会投桃报李，给予官职上的好处。如果既不送礼，也不前来拜见，那就是不识时务，一而再再而三，那就是官场敌人。
和珅对待官场敌人，从来都是丛林法则，只有弱肉强食，没有仁义道德。
福崧军人出身，性情直烈，嫉恶如仇，治事明决。在他眼中，和珅不过是乾隆身边的佞臣，因此他对和珅一向不屑，更不用说结交拜会，送礼献媚。
对待福崧这一类阿桂的嫡系，官场中的硬钉子，阿桂活着的时候，和珅多是采取渗透腐蚀的策略，将亲信安插过去，但没有十拿九稳的把柄，轻易不会动手拔钉子。
但阿桂死了，掣肘没了，就不同了。
没有把柄，无妨。
捕风捉影、无中生有、颠倒黑白、栽赃陷害······这天底下制造把柄的手段太多了。
两淮盐政全德，是和珅提拔的亲信，此前被处心积虑地安插到福崧的身边。全德赴任前，和珅曾向他面授机宜，任何风吹草动，都要及时报来，不可己断，切忌妄动。
和珅的意思很阴沉。
他提醒全德，不要自己判断事情的好坏，更不要自作主张，擅自行动，因为水有多深，只有挖坑的人才知道。
全德来到两淮后，一直紧紧地盯着福崧以及他治下的地盘。功夫不负有心人，阿桂死后，他终于查到了一条线索，于是赶紧密报和珅。
全德在密信里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发现两淮盐运使柴桢挪用了二十二万两官银。据他调查，柴桢颇善攀交上司，靠着贿赂的手段，在浙江盐道任上只干了一年，便升任两淮盐运使。这二十二万两亏空，正是他离任前的烂账，因为无法交代，他便向浙江巡抚福崧求情，让他先去扬州就任新职，亏空的银两，随后会设法筹备交齐。
福崧跟他有些交情，便答应了。
让人不免遐想的是，柴桢到了扬州，不到五个月，竟筹措了二十二万两银子，送回浙江填补了亏空。
为了查清其中内幕，全德暗中调查走访，终于弄清了这二十万二两银子从何而来。原来，柴桢私自截留了商人王履泰等五人纳缴的钱粮，用借东墙补西墙的办法，暂时填补了浙江的亏空。
全德在密信中说，抓住此事，如果狠奏一本，恐怕福崧难逃干系，但想到和大人告诫过，不可己断，切忌妄动，因此不敢擅自做主，何去何从，一切还请和大人定夺。
细品这份密报，和珅知道，仅凭这些，缺乏有分量的真凭实据，很难将福崧置于死地。但和珅并不失望，因为多年“官斗”的经验告诉他，继续深挖下去，污吏柴桢或许能给他带来“惊喜”。
全德接到和珅的指令，利用盐官的便利，开始“掘地三尺”。
和珅的直觉很准，不久，全德在查阅盐道旧档时，发现了柴桢一条没有抹去的记录：“馈福公金一千两”。
全德在又一封密信中向和珅透露，两淮官场都知道，柴桢曾走过户部尚书福长安的门路，此条记录中的“福公”很可能代指福长安。如果这样的话，弹劾柴桢，不免投鼠忌器。
福长安，同他的哥哥福康安一样，都是乾隆孝贤皇后的侄子，自幼被乾隆养育在宫中。可是，比起福康安的秉性忠公，福长安却差之甚远，在乾隆官场，他不仅庸俗腐化，而且与和珅同流合污，结成一党，成了狼狈为奸的一对。
嘉庆亲政后，第一个要收拾的是和珅，第二个就是福长安。和珅入狱，准备受死之时，诸大臣曾搬出“朋党律”，要求斩杀福长安，嘉庆念其身份特殊，最后饶他一命，但福长安苟活下来也是生不如死，他先是被押进死牢，亲眼目睹和珅以白练自尽，后来又被夺爵，抄家，发配，直至最后死于耻辱、悲苦。
因为福长安是自己人，得知有“馈福公金一千两”这样一条线索后，和珅一为求证庇护，二为酝酿阴谋，很快将福长安请来府上，关门密商起来。
和珅问福长安，是否跟两淮盐运使柴桢有交道往来？
福长安说，有这回事，此人做事倒是很有些魄力。
和珅意味深长地说，他不光有魄力，还有心计。我的人在盐道旧档中查到“馈福公金一千两”的记录，这是大意了，还是生怕别人不知道他与你有交道，有朝一日想拿你做文章。
福长安听了，心头一惊。
和珅接着说，交人不慎，贻误终身。这样的人，应该尽早踢开、除掉。
福长安忧虑地说，如今他握着这样的把柄，怕是不好动他？
和珅说，找你前来，正是为了商议此事。“馈福公金一千两”，如果因此而要杀人灭口，那就太蠢了。
福长安有些迷惑。
和珅说，试图掩盖，不如设法利用。谁说“馈福公金一千两”中的“福公”指的就是你，我看倒像是浙江巡抚福崧。
此话一出，福长安立刻品出了其中的内涵。
这时候，和珅阴险地说，据查，柴桢在浙江盐道任上亏空了二十二万两银子，福崧非但不追究，而且还给他填补亏空的机会。此事确凿，谁敢说其中没有黑幕，“馈福公金一千两”恐怕只是冰山一角。
因为事关自身安危，福长安细细琢磨和珅的话，良久之后，他有些忧虑地说，如此将我摘出来，推福崧出来受罪，这倒是一条妙计。只是有一点和大人要思量周全，万一福崧拒不认账，反咬一口，而且那柴桢跟他交情匪浅，如果两人铁了心将一条道走到黑，情况就麻烦了。
和珅听了，宽慰福长安说，这些无须担忧，在我这里，一滴墨就能染黑一缸水，这天地下，哪有屁股绝对干净的封疆大吏，况且我们已经抓住了福崧“一千两”的把柄。
此话没有完全打消福长安的顾虑，他进一步提醒和珅说，福崧可是阿桂带出来的名将，军功赫赫，万一皇上念其功劳，动了恻隐之心，要亲自审问他，他再死活不认，只怕夜长梦多，会露出真相。
和珅点了点头，阴狠地说，这样的担心不无道理，所以我们要提前布置，做一个死局。有些事，不狠不绝，就是半途而废。
这话让福长安终于放下心来，纵使福崧硬如坚石，终归也是无济于事。
密室狼狈，商议完成，一切细节可能均在掌控之后，和珅立即飞书一封，授意全德火力全开，上奏弹劾柴桢挪用公款，导致府库亏空，福崧监管不严，收受贿赂，蓄意包庇。同时，务必一口咬定，“馈福公金一千两”中的“福公”就是福崧。
乾隆看到奏折，照例询问和珅的意见。
和珅说，奴才寻思，柴桢任职浙江盐道不到一年，怎么会亏空这么多银子？其中必有缘故，他一个人不可能贪污这么多。福崧包庇柴桢，与这笔亏空银子必有牵连。“馈福公金一千两”，内幕如何，是柴桢主动贿赂，还是福崧向下索贿？奴才觉得此案牵扯颇多，性质恶劣，必须派能干之臣，作为钦差，彻查到底。
乾隆深以为然，要和珅推荐钦差人选。
和珅说，福崧乃一省巡抚，又是名将，奴才以为，兵部尚书庆桂，可以担当此任。
乾隆对庆桂印象不错，也觉得和珅举荐妥当，只是他不知道，庆桂很早就投靠和珅，是伪装甚好的和氏走狗。
庆桂奉旨南下前，和珅为其饯行，并且面授机宜：此行的主要目标是福崧，不是柴桢。对待柴桢要软硬兼施，务必要他将罪责推到福崧头上。对待福崧，不可留有余地，要将其罪行做大做实，他若不死，即是你败。
庆桂遵嘱南下。
到了浙江，庆桂先摸柴桢的底，得知柴桢的幕僚赵柄是主要经手人，于是先提审此人。
庆桂暗示赵柄，此来是为打虎，柴桢只是陪衬，福崧才是罪人。
赵柄听懂之后，随即配合招供说，那二十二万两银子的亏空，至少有一半是福崧索贿产生的。柴桢到任浙江盐道后，福崧令其代买玉器、朝珠，就花了九万两银子；此外，柴桢还代买过价值几千两银子的豹皮、狐皮褂筒等物品。
赵柄的说法，引来了柴桢家人的跟进。
柴家人供称：福崧有一次进京，向柴桢索要三千两银子，福崧孝敬母亲，也曾索要不少。二十二万两亏空，多数都用在了衙门的公事杂务上，柴桢本人私用很少。
庆桂掌握大部分案情之后，提审福崧。
福崧军人性格，不拐弯抹角。
他供认：收受柴桢的银子物品，值两万八千两。剩下的亏空，或者垫付工程款项，或者交纳议罪银，或者支付欠缺的养廉银。
庆桂知道，再审福崧，已挖不出什么，于是转头向柴桢抛出了盐道旧档中的那条记录——“馈福公金一千两”。
庆桂问，“福公”是谁？
柴桢老实回答，当年曾孝敬过户部尚书福长安，“福公”指的是福长安。
庆桂听了，厉声呵斥，一派胡言！我看你是有意为福崧遮掩，借机陷害福长安大人。老实交代，谁是幕后主使，若不老实交代，本钦差奏报上去，定要治你株连九族的大罪。
柴桢吓傻了，随即像抓救命稻草一般狂咬福崧，就是“福公”。
案件审理到这一步，庆桂觉得可以收口了。在奏报中，庆桂勾连上下官员，改动案卷，最终写道：福崧蓄意包庇柴桢，并向柴桢索贿白银十一万两，黄金一千两，全部私用，证据确凿，按律当判斩立决！
乾隆接到奏报，脸色大变，他没想到案情竟然如此严重。消息传开，京城官场一片哗然，以福崧的为人，许多人不相信福崧会是如此的大贪。他们私下议论，如果阿桂还活着，一定会替福崧说情，要求押回京城重审。现在和珅把持军机处，福崧就怕难逃一死。
此时的乾隆已经八十多岁了，情绪相当的脆弱、不稳定。初接奏报时，因为盛怒，他曾同意就地处斩福崧，但冷静下来，尤其再想到福崧是当年阿桂特意举荐的人才，并且屡立战功，乾隆于心不忍，不愿草率杀人，于是改下一道旨意，要求将福崧押解京城，详加审问。
福长安得到消息，大惊失色。
他找到和珅大呼，以福崧的秉性，到了京城，一定翻供，到时候柴桢吃不住，反咬一口，“馈福公金一千两”就成了他福长安的催命符。
危急容易让人失智。
和珅在乾隆朝的官场之所以令人生畏，就在于他总有“先见之明”，总能信手碾碎于己不利的危急。
和珅不以为然地对福长安说，福崧想进京翻案，休想！皇上情绪不稳，我早已为他备好了一泼油。
说罢，和珅快马吩咐钦差大臣庆桂，要他立即写一封“火上浇油”的奏折，呈送乾隆。庆桂腹中早有预案，只见那奏折上写道：臣奉旨押解福崧入京，不料福崧一路不知反省，竟口出狂言，并列福康安、阿桂，对皇上不敬，扰乱人心，随行官员无不愤怒，纷纷要求斩立决。
和珅太了解乾隆了。
乾隆接到这封浸满烈油的奏折，勃然大怒，他大骂福崧狂妄放肆，厚颜无耻，罪该万死。和珅趁机点火，说福崧乃逆臣，押解进京，徒生事端，不如就地处死，以儆效尤。
乾隆听罢，入了和珅的圈套，但因为几十年帝王权数的惯性，最终只下了一道赐福崧自尽的谕旨。
和珅意识到了一丝潜在的威胁。
这道谕旨没有言明要福崧就地自尽，如果福崧强硬执拗，非要进京面圣后再自行了断，他岂不是有翻盘的可能！
思来想去，和珅最终又给庆桂发去一封密信——福崧如若不就地自尽，激杀不如鸿门宴。
庆桂心领神会后，在山东境内为福崧准备了一桌好菜、一壶毒酒。
一切果如和珅所料，福崧接旨之后，执拗如公牛，他强硬声称，进京见了皇上，必遵旨了断。庆桂见状，以钦佩为由，摆好鸿门宴。
福崧不知酒中有毒，畅饮毙命。
事后，庆桂命人就地掩埋福崧尸体，然后上奏乾隆，说福崧已奉旨自尽。
真是滴水不漏。
······
讲完这一段乾隆朝的官场恶事，不免感慨：
官场之中，有一种悲剧，如福崧，不知自己的死期从何时算起。
官场之中，还有一种恐怖，如那一句“馈福公金一千两”，看似无奇，实乃杀人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