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战争为什么南方会输，南方真的打不过北方吗

春秋时期晏子使楚，在与楚王的对答中说了一句千古名言：“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显然，古人虽不了解南北方气候对物种生长的科学原理，但已经意识到南北方在气候和生态的巨大差异了，再加上我国独特的地理地形，以及黄河、淮河、长江三大横向水系，南北方割裂已不可避免。

中国南北方对峙最早出现在史前时期。在古史传说时代，生活在中华大地的人类已分为三大群体，北方称为华夏和东夷，南方长江中游地区称为三苗。《战国策·魏策》记载，“三苗之居，左有彭蠡之波，右有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而衡山在其北”。直到今天，长江中游地区还有史前三苗文化遗存。

在早期对峙中，南方三苗集团一度处于上风，但北方华夏族在经历了洪水泛滥和对外战争后凝聚力增强，又融合了黄河下游的东夷部落，实力大幅增强，于大约4000年前取得全面胜利。这是北方在南北对峙中取得的首次胜利。

在中国大一统格局形成前，中国古代战争经历长期的东西相争阶段，最终以秦并六国结束，主要体现在春秋至秦汉时期。两汉三国之后，随着政治中心的南移，经济重心也逐渐向南方转移，中国古代战争演变为南方汉人政权与北方游牧民族政权的战争，南北对峙格局正式形成。

魏晋时期，中国古代第一个南北大对立时期到来。第一阶段，以曹魏政权为代表的北方政权灭蜀、吴，完成统一；第二阶段，南方的东晋与北方的匈奴、鲜卑、羌、氐、羯等少数民族进行了长期的拉锯战；第三阶段，宋、齐、梁、陈与北方的北魏、周、齐政权对立，最终以杨坚统一北方、继而南渡灭陈而告终。

第二个南北大对立时期，两宋与北方的辽、金、蒙元等少数民族政权轮番对峙，期间两次亡国，以蒙元统一中国而结束。

剩余时期中，南北小对峙仍时而发生，如朱元璋灭元之战、朱棣靖难之役、1644年之后的明清之战、清朝末期的太平天国北伐，以及民国年间的军阀混战，其中除朱元璋灭元成功外，其余战例均已北方完胜而告终。

客观地看，北方取胜的原因与其自身优势有很大关系。

一、地形优势

中国地形整体呈西北高、东南低，抛去不受汉人控制的蒙、藏、疆地区外，中原王朝传统势力范围呈北方高、南方低。以秦岭、淮河为界限划分后发现，北方明显分为两块，太行山以西多山地，以东则是大片平原；南方没有明显的地理界限，地形以大片丘陵和小块平原为主。

从军事角度看，南方的地理条件似乎更适合防守，但考虑到政治因素，南方水网纵横，地势复杂，被割裂成数个乃至数十个小块，极其不利于统治者进行整合，只能依赖于地方豪族，在面对外敌时不易形成整合势力。例如战国时期的秦楚之战，楚国数次大败，国都也曾被攻破，但能在极短的时间内迅速恢复元气，给秦军以当头一击。换句话说，南方势力就好比把鸡蛋分别装在不同的篮子里。

二、经济优势

北方的中原地区是中国古代传统产粮区，以稻米、麦、粟为主，在不同时期的亩产量也不同。据《管子·禁藏篇》记载，北方旱地亩产粮（麦）为“岁兼美恶，亩收一石”，也就是说不论年景好坏、土质贫沃，最低亩产为一石，折合约0.73市石。两汉时期，《汉书·食货志》记载北方旱地产量“百亩之收，不过百石”，经秦汉、古今度量衡换算可得，北方亩产约为0.8市石。而同期《淮南子·主术训》记载南方稻米亩产粮“（十亩）率岁之收，不过四十石”，折合约0.53市石。

魏晋时期经济重心南移，且南方政权相对稳定，加之雨热充足，亩产粮逐渐逼近并超过北方。从魏晋到明清，南方亩产粮从0.79市石、1.11市石一直增长到2.6市石，北方亩产粮则介于0.6-1.3市石，但以整体计算，北方政权在粮食调度方面明显优于南方，成熟的交通体系更能促进地域之间的交流，因此表现在整体运作方面，南方政权大大不如北方。

三、先天战斗力。

在冷兵器时期，骑兵就好比二战时期的装甲部队，在突袭、迂回、合围、包抄中有无可取代的优势，而且骑兵的速度决定了它很难被歼灭，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击溃。相反，步兵大阵一旦被骑兵撕开就是一边倒地屠杀，很难重新建立起有效防线。在两宋时期，以步兵对抗骑兵的悲壮一幕时有发生。

中国古代战场上，大宛马、蒙古马、河曲马、伊犁马、三河马、西南马和哈萨克马是主要马种，其中除西南马产自四川、云贵一带外，其余马种均产自北方。在南北长期对峙中，南方政权没有足够的马匹，无法对北方形成优势，最后导致全局崩溃。

四、心理优势

历史上除朱元璋政权产生于南方外，南方政权无一不是由北方南迁而来，在对北方作战失败后容易产生畏敌情绪，加之有长江天险阻隔，更容易形成偏安一方、不思进取的心理，历史上的东晋、南宋莫不如是。

然而，地理上并不存在绝对的天险，南方赖以生存的长江防线实则不堪一击。古语云“守江必守淮”，而淮海恰恰是长江防线的关键突破点。在淮河一线，从东向西有两个缺口，即寿春和襄阳，一旦被攻破，北方军就可沿寿春向合肥、南京、杭州方向进攻，或从襄阳沿汉水至武汉，进而向长江中下游进攻，长江一失，南方则再无天线可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