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传教士是如何将天主教铺展开来的

1600年6月，历史即将进入17世纪这个全新的时代，而传教士利玛窦却在一个陈旧的政治体制当中，遭遇了有生以来最大的传教困难。

身为一个虔诚的传教士，利玛窦早在公元1582年就开始在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最开始他从澳门登陆，进入广州，并且获得了在当地的居住权，随后辗转各地，又在1595年到达了继广州之后的第二个大城市——南昌。经过十四年的生活与活动，此时的利玛窦已经算得上是一个“中国通”，不仅能够熟练地用中文写作，还和一些地方官员建立了不错的友谊，构建起了自己的交际圈。但遗憾的是，这些积累始终都没能转化成为他在传教方面的建树，换言之，十四年来，利玛窦在中国的传教业绩几近于零。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长期对中国社会进行观察之后，利玛窦得出了一个结论——中国的社会与西方不同，个人若想通过自己的力量直接向普通民众传播教义，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如果想在传教方面取得成功，唯一的办法就是先让宗教得到上层社会的认可，率先把上流社会中的达官显贵变成教徒。

在认识到这一点之后，利玛窦立刻从南京启程，前往明帝国的首都北京，这时的时间是1598年的寒秋。从深秋到年末，利玛窦一共在北京驻留了两个月，但朝廷以东南沿海倭寇横行为由，拒不接见这位外国传教士，最终利玛窦因为没有获得在北京的居住权而黯然返回。但是说起来，利玛窦此行也不算是白跑一趟，因为在这两个多月的时间里，利玛窦结交了一位名叫李贽的友人。

回到南京以后，利玛窦觉得自己的思路没有错，要想传教，就一定要去北京，那现在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获得在北京的居住权，以及如何才能让自己引起明帝国最高统治者的注意。思来想去，利玛窦终于想到了一个计策。在短暂的时间里，他把包括钟表在内的很多西洋珍宝调度到了南京。随后，他把这些珍宝公开展示，在民众和地方官员的圈子当中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轰动的原因不仅在于这些珍宝的稀奇古怪，更在于利玛窦声称这些珍宝是要进贡给皇帝的。地方官员由此感到紧张和恐慌，因为如果这个消息传到了北京，皇帝很有可能会怪罪南京官员办事不力，阻碍利玛窦进京，不然利玛窦怎么不把珍宝带到北京，反而在南京展出呢？于是南京官员加急处理了利玛窦进京的手续。

终于，在公元1600年的五月，利玛窦再次从南京出发，带着珍宝一路北上，前往了觐见之路。不久以后，利玛窦到达了山东济宁，在这里，他再一次遇见了李贽，而且经过李贽的介绍，利玛窦认识了一位负责掌管漕运的官员。在这位官员的帮助下，利玛窦非常顺利地渡过了大运河中的险滩河段，进入了华北平原。对于利玛窦而言，剩下的工作似乎只剩下如何在皇帝面前巧妙地表达传教的想法了。

但令利玛窦意想不到的是，一场意外，几乎断送了他传教的所有可能。大运河可以说是帝国沟通南北的大动脉，因此国家也一定会对往来船只征收通行税款，当时皇帝派遣一位叫做马堂的宦官，在临清这个交通要塞征收税款，但是马堂本人品行不端，常常以征收税款为由，纠合流氓地痞搜刮民脂民膏，一旦遭遇抵抗，就进行殴打驱逐，随后没收百姓财产。

公元1599年，利玛窦第二次进京的前一年，临清百姓再也忍受不了马堂的欺凌，大量的商人和农民联合起来，发动起义，烧毁了马堂的办公场所，殴打了马堂的手下。若讲道理，这件事是马堂有错在先，而且欺人太甚，地方百姓是在无法忍受的情况下，才被迫发动了反击，但马堂毕竟是能在皇帝耳边说上话的人，因此对于这件事，帝国最后的处理办法是，将起义的主谋逮捕，处以极刑，马堂则继续负责临清地区的税款征收任务。

这件事以后，马堂非但没有就此收敛，而是觉得自己可以凭借口舌博得皇帝的信任，因此更加肆无忌惮，大肆敛财。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公元1600年，利玛窦到达了临清。

马堂得知有个西方人要向皇帝进贡西洋珍宝以后，颇为兴奋，于是就让手下把利玛窦拦了下来。一方面，他把利玛窦诓骗到自己的宅邸，并且要求对方带上贡品，另一方面，他上奏皇帝，表示希望能够让自己的船只护送利玛窦前往北京。等到利玛窦到达府邸以后，马堂马上让人对珍宝进行检查，一旦发现自己看中的东西，就纳为己有，不容利玛窦一行人反抗和解释。

对此，利玛窦非常苦恼，因为这些珍宝是敲门砖，没有了这些，自己甚至或许都没有机会和皇帝对话，而且马堂的态度很隐晦，利玛窦甚至无从知晓自己在被扣留的情况下，还有没有机会前往北京，因此他立刻写信给友人，想要问问是否有办法把这些珍宝索要回来，然后赶紧动身启程。但是，利玛窦最终从友人那里得到的回答是，“不可能”，而且对方还建议利玛窦说，现在最好的办法是尽量满足马堂的所有要求，破财免灾，保命为主。

时间眼见来到寒冬，大运河北段的河段已经结冰，在十七世纪的最后一年抵达北京争取传教的资格，似乎已经成为一个绝无可能实现的梦。就在利玛窦心生绝望的时候，柳暗花明，北京传来了消息，皇帝允许外国人入京，利玛窦一行人赶紧寻找机会，通过陆路抵达了帝国的首都。

到达北京之后，利玛窦通过礼部官员的介绍获得了觐见皇帝的资格，但是，礼部的官员只把利玛窦当做一般的朝贡使节来看待，要求他们交出贡品，获得赏赐以后，以最快的速度马上离开北京。好在当时的皇帝在看了利玛窦奉上来的钟表以后，大感兴趣，在得知这些钟表需要经常调整之后，就下令让包括利玛窦在内的这一批洋人留在了北京。

到此为止，利玛窦的第一阶段目标：留在北京就算是完成了，但是，光留在北京还远远不够，要怎样才能结交到上流社会当中的权贵呢？就在利玛窦为此苦恼的时候，一位叫做曹于汴的官员找到了他，曹于汴是东林党中的重要角色，他声称愿意了解天主教的教义，也愿意帮助利玛窦传教。对此利玛窦感到有些困惑，但事实证明，曹于汴的确帮助了利玛窦。当时礼部的官员指责利玛窦一行人是通过宦官来向朝廷进贡，正是曹于汴站出来为利玛窦辩白，解释道他们并没有反抗马堂的能力。

至于曹于汴为什么要帮助利玛窦，后世的史学家分析说，曹于汴也有自己的考虑，他有三个目的，第一，东林党人对传教士清廉的生活态度有所共鸣；第二，希望从传教士身上学到一些实学；第三，希望借助西洋传教士的力量，建立起反对佛教的共同战线。出于这些原因，在随后的一段时期里，东林党的知识分子和以利玛窦为首的西洋传教士建立起了相当广泛的人际关系，利玛窦在北京的传教事业也得以顺利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