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盐是什么时候形成的，官盐制度的痛点何在
《武林外传》第二十三回，李大嘴贪小便宜，从盐贩子手里买私盐，引起了官府的追查，后面的情节也由此展开。今天我们就借着这个话题，谈一谈明代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在实行的食盐专卖制度——开中法，以及这项制度在实行中所遇到的问题。
开中法
食盐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生产又受资源、产地等因素的限制，分布相对集中，所以很容易被垄断，这就使得盐业长期以来都是一个能够产生巨额利润的行业。也正因如此，历代封建王朝大都把食盐作为国家专卖的垄断产品，把食盐专卖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敛财工具。
历史上存在着两类食盐专卖制度：一种是直接专卖制，一种是间接专卖制。
在直接专卖制下，国家完全垄断食盐的产、运、销各个环节，相应地，这种专卖方式的社会成本是非常大的；而在间接专卖制下，国家虽仍垄断食盐的生产，但在销售环节上允许商人参与，表现为民制、官收、商运、商销，效率和收益水平都大大提高。
明代盛行的开中法就属于间接专卖制。什么是开中法？简单说来，就是政府召集盐商去指定的边镇缴纳粮草，再根据他们纳粮的地点、数量等，奖励相应的官盐。政府确定纳粮的地点和奖励的盐数，出榜召商，就是“开中”；盐商接受政府的条件，自报纳粮的数量，就是“报中”。
说到这里大家可能又产生疑惑了，为什么要召集盐商去边镇缴纳粮草呢？这是因为朱元璋建立明朝之后，元朝的势力并没有被完全消灭，退回到蒙古大漠的元军残余仍威胁着明朝的统治。因此，明廷不得不在西起甘、凉，东至辽东的漫长地带驻扎重兵，防御元蒙骑兵的袭扰。重兵驻扎，自然需要大量的供给，但边境地区又多是物产贫乏，所需的粮草自然只能依赖内地的转运了。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开中法成为了明代大部分时间内食盐专卖的主要制度。
下面我们来仔细观察一下开中法，它的全过程可分解为三个部分——报中、守支、市易。我们前面有提到过“报中”，就是商人按照榜文要求，将粮草物资供应给边镇的驻军，从而获得支盐的凭证——盐引；商人完成报中后，带着盐引到指定的盐场守候支盐，就是“守支”；等盐终于到手以后，商人再带到市场去销售，最终获得利润的过程就是“市易”，到此也完成了开中支盐的全过程。
守支问题
随着时间的推移，开中法的实施却遇到了很多难题，其中主要的一个就是“守支问题”。
所谓守支问题，就是盐商在完成报中取得盐引后，并不能马上支取到食盐，而是要在指定的盐场等候支盐。等候的时间也难以确定，有时是两年三年，有时是十年八年，最长的甚至达到数十年。
商人最看重的是利润，守支时间的延长，使盐商的经营周期大大延长，平均利润明显下降。很多时候，新的开中已经开始，盐商的资本却还没有收回，根本无力投入到新的开中里。试想一下，盐商费尽辛苦赶往边镇纳粮，结果得到的却是政府的“空头支票”，需要等待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收回资金，甚至有血本无归的风险。长此以往，参与开中的商人自然越来越少。《明宣宗实录》就有记载，“每遇开中，多望而却步，来者愈少。”
那么守支问题又是怎么引发的呢？
国家不顾官盐的产量，滥发盐引是导致守支问题的首要原因。统治者为了眼前的利益，超额发放盐引，这就导致了盐商手里盐引的数量远远多于盐场的产量，盐商不得不在盐场长期等候，从而产生了阻碍开中法顺利实施的守支问题。
如果说统治者滥发盐引是导致守支问题产生的初始因素，那么明朝官员腐败就是导致守支问题不断恶化的重要因素。官场的腐败导致占窝霸引、贩运私盐的情况愈发严重，必然导致“盐法大坏”。
1.占窝霸引 其实，明初的统治者很有先见之明，在开中法最初实施时，就明令禁止朝廷官员参与开中，以免产生官商勾结等弊端。但奈何子孙不听老人言，明成祖为了给自己的政治蓝图做准备，采取了“听大小官员军民人等皆中，不拘次支给”的做法，放宽了对开中主体的限制，准许官员“不分品级”参与到开中里来。这样的先例一开，更加阻碍了开中法的顺利实施。
那些拥有特权的贵戚官僚，利用权势，采取种种手段霸占盐引，史称“占窝”。他们一方面派家人前往开中，导致“各场纳草之人，多系官豪势要及该管内外官”；另一方面又向皇帝奏讨盐引，当然皇帝也是要面子的，赏赐的时候少则千引，多则数万。而普通盐商却有“不许过三千引”的限制。这就造成了盐引大多被朝中权贵所把持的局面，等到支盐时，权贵们又会利用权势抢先支到官盐。
在这种情况下，普通的盐商有的在开中场所得不到盐引，有的在盐场守支多年得不到盐。由此可见，权贵的参与一方面增加了普通盐商的中盐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守支问题更加恶化。
2.贩运私盐 所谓私盐，就是与官盐相对立的，不纳任何饷课、逃避所有掣查的盐。巨额的利润吸引了一批又一批人，铤而走险，非法贩卖私盐。一般来说，私盐都是通过盐场的偷漏、不法盐商的私自贩卖流入市场。可以说自从政府实行了食盐专卖，贩卖私盐就已经开始了。
成化年间的余盐开禁，更是为私盐的盛行推波助澜。在解释这句话之前，我们先来了解几个概念：食盐的生产是由“灶户”来完成的，他们把生产的盐交给盐务机构，相应地，官府向他们提供生产食盐所需的工具和生活费用。灶户每年必须上缴规定量的盐，就是“盐课”；政府给灶户的补偿，就是“工本”。
明朝中后期，宝钞不断贬值，灶户从政府那里得到的工本难以维持生计，他们只能私下将正课之外所生产的盐（余盐）卖给商人。另一方面，政府也无力购买灶户手中的“余盐”，只能对灶户这种违法行为听之任之。到了弘治二年，已经发展到“许两淮守支客商买灶户余盐补官引”，商人直接从灶户手中支取余盐也有了一定的法律依据，更是为私盐盛行提供了便利条件。
私盐盛行一定会冲击官盐的市场价格，这不但影响国家盐税征收，更不利于参与开中的盐商和权贵，因此私盐一直是盐政管理的打击重点。然而由于腐败盛行，不法商贩可以通过贿赂盐务官员，源源不断地得到私盐，守支问题始终无法缓解。
明中叶以后，盐商为了消化守支带来的风险，逐渐分化为边商、内商、水商，分别承担报中、守支和市易的任务。这种分工合作固然缩短了他们的经营周期，降低了经营成本，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守支问题带来的不利影响，但这并非长久之计，盐制最终还是走向了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