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为什么不推崇佛教，为什么佛教在明清衰落了

1343年，17岁的朱元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走进了皇觉寺，从此和佛教结下了不解之缘。成为明太祖之后，朱元璋对佛教也格外重视，而他的佛教政策明显分为前、后两个阶段，大体以洪武十四年为界，前期侧重于对佛教的保护和提倡，后期则着力于整顿和限制，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呢？

洪武前期

扶持原因之一--阴翊王度

“阴翊王度”的特殊作用是明太祖扶持佛教发展的根本原因。佛教极力宣扬 “生死轮回”、 “三业三报”等思想，劝说人们要弃恶从善，对苦难也应该逆来顺受，潜心修行。实际上是掩盖了阶级剥削和压迫的实质，使人们安于被剥削被奴役的地位，更有利于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

“愚民未知国法，先知虑生死之罪，以至于善者多而恶者少，暗理王纲，于国有补无亏。”--《明太祖御制文集补·释道论》

此外，朱元璋觉得自己出身寒微，所以在称帝后，竭力借佛教神化自己，以达到巩固统治的目的，所以关于朱元璋和神佛、僧侣的神奇故事，不论在官方还是民间，都有流传。《明太祖实录》就有记载，朱元璋的母亲在梦中吃了神佛给的药丸，在第二天生朱元璋时，红光满屋。邻居还以为是着火了，跑来看才发现是朱元璋降生了。

扶持原因之二--出家经历

朱元璋17岁时，迫于生计入皇觉寺为僧，“空门礼佛，出入僧房”。后来在情势危急时，他又在寺内求佛问卜，最终决定加入红巾军。皇觉寺对他来说，不仅是贫困时的救命所，也是人生的转折之处，因而在他称帝后，对佛教仍有割舍不断的情感。这不仅表现在对佛寺的眷恋和向往，也表现为对僧人的亲近和重用上。

扶持原因之三--外交需求

明朝建立后，打开外交局面的重要性逐渐显露出来。朱元璋一方面利用佛教的和善形象，消除其他国家、地区对明王朝的疑惧；另一面，多番以僧人为使节，以期和其他国家、地区建立友好往来关系。明太祖先后派遣僧人出使吐蕃、省合刺国(今天的斯里兰卡)、日本、印度。可见，在明王朝对外交往中，僧人发挥了重要作用。

扶持原因之四--环境影响

民间尊崇佛教的社会环境，以及一些大臣的崇佛言行，势必对明太祖的佛教政策产生了影响。佛教构建的“极乐世界”，极大迎合了民间百姓由贫困、痛苦而产生的寻求出路和心灵慰藉的心理，因而民间多信仰佛教，借以自慰。许多大臣也同样崇佛信佛，“开国文臣之首”的宋濂就以佞佛闻名，而且经常向明太祖灌输佛教思想，“每召对，辄与究论佛经奥义”。在这样的影响下，明太祖自然对佛教更为偏爱了。

洪武后期

限制原因之一--佛教自身产生问题

在洪武前期的扶持政策下，佛教势力迅速发展：洪武五年十二月，全国僧道仅有5. 72 万余人，到了洪武十五年，猛增至约11万人。而僧人队伍的迅猛膨胀，却导致了整体素质的下降。许多僧人“欢妻抚子，暗地思欲”；大部分人出家，要么是为了逃避差役、要么是为了谋取衣食；私创寺院更是夸张，“滥将无籍之徒收充，亦有逃军、囚匠。”

此外，在佛教的优待政策下，许多僧人“不耕而食，不蚕而衣，不货殖而财用有余。”僧人耗费了大量社会财富，同时也加重了百姓负担。明太祖也曾承认，佛教“近代崇尚太过，徒众日盛，安坐而食，蠧财耗民，莫甚于此”。在这样的状况下，明太祖自然不能容忍僧人对社会的蛀蚀，对统治的危害。

限制原因之二--吸取前朝经验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明太祖自然也知道这个道理，他对许多史籍都曾涉猎，也指出，梁武帝、陈武帝过于推崇佛教，太过沉迷于天堂、地狱之说，因而导致了“社稷移而君亡”。就近而看，元代的宗教政策也为他敲响了警钟。元朝统治者过度崇奉藏传佛教，宠信帝师和藏僧，导致政治日渐腐朽，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元朝过早衰亡。

限制原因之三--平息民间反抗斗争的需要

在明初期，阶级矛盾仍旧尖锐，在陕西、湖广、四川、福建、江西等地，发生多起借白莲教等宗教组织反抗明朝统治的事件。而这些组织者“多是半僧半俗人”，“假佛教名义模行佛事”。要平息他们的反抗斗争，除了武力镇压以外，还必须规范民间的聚众做佛事等行为。圣严法师认为，明太祖原则上是护持三宝的，但为防止宗教被野心家所用而闹出教乱，所以采用抑制政策。

明太祖在洪武前后期佛教政策的转变，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本质上自然是为了维护明朝的统治，佛教在明朝也从未引发大的祸患，自然也与之相关。但后期对佛教的限制，也加剧了佛学的衰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