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和会历史事件,巴黎和会对中国的影响
这一讲,我们就来看一下,国际秩序的变迁,如何刺激着中国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让革命真正成为理解20世纪中国历史的关键词。
从现实主义转向理想主义
先来看看国际秩序在20世纪初年的变化,这些变化跟第一次世界大战紧密相关。
一战一方面让列强关系重新洗了牌,美国和日本都赚了一大票,英法两国遭到严重削弱,德意志帝国、奥匈帝国、沙俄帝国全部崩溃。
另一方面也带来了国际秩序观的深刻变迁,从现实主义转向了理想主义。
一战前的国际秩序观是由欧洲列强主导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认为,国际秩序以国家实力为前提,不考虑实力对比就别谈理想。
但是单纯从实力出发,各国就会天天死磕,打起来就没头儿了,所以为了保卫和平,必须在列强之间构建力量均衡,大家发现谁也打不倒对方,也就认账了,只能坐下来谈了。
为了确保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以便保障和平,必要的时候便要牺牲弱小国家和民族,牺牲弱者也谈不上什么正义不正义,现实世界本来就不是理想的。
这套国际秩序理念,保障了从拿破仑战争结束直到一战之前大约一百年的和平,之间虽然有过一些战争,规模都不大,基本上就是调整力量均衡的。
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让现实主义的逻辑说不通了。因为现实主义完全没能阻止一战的爆发,而且战争刚开始的时候,谁都没想到过它会打这么久,规模这么大,死伤的人这么多。
过去人们常说“战争是政治的延续”,意思是战争是用来实现政治目标的,但是一战打到后来,已经和政治目标没啥关系了,各个国家全都是咬牙硬挺着,只是在比谁死得更晚,而不是比谁获益更多。
这种战争已经很荒唐了,所以,人们都觉得现实主义不靠谱了,需要有新的理念来替换它。
一战末期,出现了理想主义的理念,认为大国之间的力量均衡并不能保障和平,一种符合道德的、公正的国际秩序才能保障和平。
这会儿就出现了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一种是美国总统威尔逊提出的,被称为威尔逊主义,另一种是俄国的列宁主义。
威尔逊和列宁都反对现实主义,但是关于啥样的国际秩序才算符合道德,俩人的主张区别很大。
威尔逊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就是大帝国以建立力量均衡为名,到处欺负弱小民族。只要允许弱小民族都独立建国,不再有人挨欺负,大家都平等,就能保障世界和平,这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民族自决”,各个民族要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
列宁则认为,之所以会爆发世界大战,根本原因是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发展到了最深刻阶段,统治阶级要向外转移矛盾,就爆发了战争。但是就算战争打完了,帝国主义国家内部的阶级矛盾仍然在,所以还得对外转移矛盾,还会继续爆发大战。
要保障世界和平,唯有各个国家都发生无产阶级革命,从此之后,作为阶级统治工具的国家就消失了,阶级矛盾也化解了,人类就大同了。列宁的主张归结为一句话,就是“全球革命”。
威尔逊的民族自决和列宁的全球革命,这两种理想主义理念,从不同的角度对中国的内政与外交都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威尔逊主义主导下的巴黎和会
威尔逊主义主导了一战后的巴黎和会。
在一战前,根本轮不到美国人来指点国际秩序应该是啥样子,那会儿的美国在外交上不值一提,曾经有欧洲国家因为财政紧张想要裁撤驻外使馆,纠结了半天,最后裁撤了驻美使馆,保留了驻土耳其使馆,因为那个时候土耳其在外交上比美国更重要。
但是到了一战后不一样了,欧洲国家全都打得鼻青脸肿,战争中都欠了美国人一屁股债,吃人家的嘴短,巴黎和会上就不得不让美国人来指点江山一把。
但威尔逊主义只是看上去很美,实际上根本没法落实。因为英法两个战胜国都是当面一套背后一套。它们俩好不容易把德国打败了,正盘算着怎么瓜分德国留下的那一大堆殖民地和势力范围呢,依照现实主义逻辑,殖民地可以随便瓜分,但是依照理想主义,这事儿就不能干。
两国都不敢公开反对威尔逊,毕竟欠人家钱嘛,但是暗地里就是各种拆台。巴黎和会就开成了明面上理想主义,暗地里现实主义的套路。
巴黎和会上的中国
这套路让中国特受伤。
本来,中国作为一个弱国,长期处在现实主义的国际环境之中,对自身命运的期望值并不高,只是想法在列强的夹缝中生存就行了。但是巴黎和会上理想主义的口号一喊出来,中国一下就把对命运的期望值调得非常高。
这就悲催了。就好比,你去谈判的时候,本来想着能挣回来十块钱就行,实在不行五块也忍了;结果有人给你画了一张大饼,告诉你能挣回来一百块,你一下兴奋了,这下,哪怕是挣回来五十块都觉得亏了大本,如果最终还是只挣回来十块,肯定想要跟人拼命啊。
说实话,中国在巴黎和会上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不易了,不仅仅是因为英法跟日本有各种勾兑,还因为中国代表团自个儿就不团结。
在民国初年的政治斗争中,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派和先是袁世凯、后是段祺瑞领导的北洋派,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后来彻底分裂,形成了北京和广州两个自称中央的政府,上一讲说过民国有双重法统来源,这会儿北京和广州就各自主张一个法统。
赴巴黎参加和会的中国代表团,是北京政府和广州政府各出了几个人联合组成的,这些人彼此不信任,也说不清谁真正代表中国,对外谈判就处在极为不利的状态,这种情况下还能挣回来十块钱,已经很有本事了。
巴黎和会上的日本
说了中国,再来看看巴黎和会上中国的主要对手,日本。
日本这会儿也很郁闷,它搞不清自己到底是想支持现实主义还是理想主义了。
一方面,日本挺想支持现实主义的。英法两国在一战中为了拉拢日本,早就暗中承诺,战后可以把德国在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肯定是以损害中国利益为代价,在现实主义的逻辑下看来,这是很正常的,但依照威尔逊的理想主义,这事儿肯定就不能干了。
另一方面,日本也挺想支持威尔逊主义的。因为咱们在前面第33讲说过,它渴望着黄种人和白种人之间的平等,否则就会被西方人在精神上死死地压制着,所以日本将“种族平等”作为一个议案专门在和会上提了出来。但是这个主张直接被英法给拒绝了,它们倒不一定是冲日本来的,而是冲着自己的殖民地来的,一旦种族平等了,它们统治殖民地就没有理由了。
为了安抚日本,英法两国答应支持日本对山东的要求。但是日本觉得这已经不够了,山东权益本来就是自己应得的。
日本这么想,不仅仅因为英法此前的承诺,更因为日本在一战中给了段祺瑞政府大量贷款,贷款数额差不多等于甲午战争后大清赔给日本的数额了,贷款的抵押品之一就是山东的路权、矿权等等;段祺瑞从来就没打算还钱,认为这钱本来就该是中国的,日本一看收不回贷款,便觉得自己拿走抵押品,也就是在山东的一系列权益,是正当的。
国内舆论的反应
但是中国这边就无法忍受了。
作为一个弱国,中国是不能接受现实主义的,因为这只会让自己挨欺负,好不容易盼来了威尔逊的理想主义,结果还是换汤不换药,这就不仅仅是丧失山东权益的屈辱了,更有感情被玩弄的愤怒。各种愤怒通过大量新出现的媒体的宣传,严重刺激着国人的情感。
这就得说说新出现的媒体了。巴黎和会是1919年召开的,辛亥革命过去快8年了,这几年间中国的舆论环境前所未有地宽松,各种报纸媒体雨后春笋般出现。
尤其是1915年陈独秀创办《新青年》杂志,开始了新文化运动,大力推动启蒙。人们对国家事务关注的程度,和辛亥革命刚开始那会儿已经是天壤之别了。
今天大概很难想象当时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剧烈变化,看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陈独秀是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但是仅仅十几年前,八国联军侵华,签订《辛丑条约》的时候,陈独秀才第一次知道,中国并不是全世界,在中国之外还有别的国家。
要知道那个时候的陈独秀也不是小孩,已经是20多岁的成年人了。由此可见中国人世界观的变化有多么剧烈。
巴黎和会上的各种谈判情况,不断通过媒体传播到国内,国人的心情就像过山车,从充满希望到满心绝望。不断地刺激下,终于爆发了五四运动。大量的学生、工人、商人都上街游行,罢课、罢工、罢市,向北洋政府、向全世界表明自己的态度。
五四运动是个标志,中国开始了社会革命,中国的社会再也不是过去的那种样子了,而是开始积极地参与到现实政治当中了。
中国的现代转型迅速地深化了。
巴黎和会对远东秩序的影响
由于五四运动的激烈反对,中国代表团并未在巴黎和会达成的条约上签字,这就相当于远东的战后秩序悬而未决。所以两年后,又在华盛顿召开会议来讨论远东问题,中国在这次会上,收回了山东的主要权益。
日本在西方压力下被迫让步,它又火大了,合着你们西方人想扩张就扩张,我想扩张就找我茬,凭什么啊?日本一气之下,就发誓要推翻白人的不正义秩序,于是发展出了前面解释过的“大东亚主义”。
这算是日本的理想主义了,在黄种人与白种人的终极大决战这个口号下,让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获得一种正义感。
但这又是以中国为代价的,中国肯定不能接受,于是还得找到某种理念来解释国际秩序,来动员和组织国民,以对抗日本。中国既不能接受现实主义,也很难再信任威尔逊主义,尤其是列强对于日本在中国的咄咄逼人根本就是纵容默许。
于是另外一个理想主义就吸引了中国人,那就是列宁主义。列宁主义认为要通过全球的阶级革命才能真正实现和平,这就必须对社会进行更加深入的动员。
列宁主义堪称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强大的一种动员和组织技术,从20世纪20年代初期开始深刻影响中国历史,让革命全方位成为中国的关键词。
革命成为关键词,理解这一点很重要,除了政治逻辑,这背后还有一个深层的经济逻辑。
咱们曾经说到过,到了晚清,中国由于人口过度膨胀,经济陷入“内卷化”困境。就是说,由于大量过剩人口的存在,导致劳动力成本过低,以至于任何以节省劳动力为目的的技术变迁都不可能出现了,那么中国就无法内生地出现工业革命,也就无法用工业经济消化过剩人口。
这种情况下,中国必须加入世界经济秩序,以便从外部吸收新技术、新经济,才有可能发展出工业经济,解决过剩人口的问题。
一个重要的变化于此又浮现出来,中国的过剩人口,只有在作为封闭经济体的情况下,才会导向内卷化的结果。一旦加入开放的世界经济体系,反倒会成为中国的竞争优势,因为中国的劳动力成本可以碾压任何国家。
但是,这种优势要想能够真正释放出来,中国必须先完成政治整合。如果没有政治整合,就直接加入世界经济体系,中国就有可能被彻底撕裂化,比如,上海广州之类的口岸地区和纽约伦敦的联系,会远远大于它们与几百里地之外的乡村的联系。
这是因为中国规模太大了,不像韩国那种规模的小国,靠外部经济拉动,能够把国家给整体性地拉动起来,中国仅仅靠外部拉动的话,仅仅会被局部性地拉动起来,拉不动的地方就会和这些被拉动的地方形成深刻撕裂,这样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一定会导致内在的剧烈冲突,乃至于内战。
所以,中国这种超大规模的国家要完成现代转型,只能是先实现政治整合,然后才能让这个国家整体性地加入世界经济体系,并且把中国的巨量人口转化为竞争优势;这个步骤不能走反,走反了,就会导致内部撕裂导致内战。
那么,如何才能先实现政治整合呢?
革命几乎就是绕不开的选项了。革命的代价肯定巨大,但超大规模国家要转型,几乎没法避免。
本讲小结
回顾一下这讲的核心内容。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秩序从观念上出现了从现实主义到理想主义的变迁,但在实践中则还是现实主义的主导。这里面的矛盾刺激了中国的革命深入到社会层面,也使得列宁主义进入到中国历史当中。
列宁主义在中国不仅支持追求普世主义的共产党,也支持追求民族主义的国民党,这两个党构成了20世纪中国革命的两个重要路径,却有大不相同的效果。